无利益驱动的听证会为何乱象丛生？

　　成都最近出现了四位最牛“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叫胡丽天的老妇，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7年里总共参加了19次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上，胡老太先后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费及摇号购车等。可以说，胡老妇等四名工农阶级代表，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推动CPI升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再谈论他们是否是“听证会托儿”，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了。从这个偶然被曝光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听证会”，作为一系列繁琐程序中的一环，已经名存实亡；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像胡丽天这样的听证会托儿，已经遍布于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场所，他们或以座谈的形式，或以会议出席的形式，在相关部门的一锤定音后，齐刷刷地举起通过牌。后来慢慢的，这就变成了一种双向选择：政府相关部门，以免费或者每人三两百块钱的代价，来换取所谓的民意；而听证会代表们，已不再纠结于是否于心不安了，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枚棋子。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听证会模式，李某有一点小小的疑惑：按理说，这三两百块钱的“出场费”，相较于以后漫长时日里的增长成本，实在是九牛一毛，这一赞成票投得无异于杀鸡取卵、惹人神共愤；再说，参加听证会，虽是一种自愿、无偿的个人选择，但与公民的生活休戚相关，本应该激起很大的民众参与热情才对，为何会出现胡丽天所说的那样情况——“我之所以被选中的频率比较高，是因为报名的人太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胡丽天等人之所以热衷于参加听证会，莫非是得了某种特殊癖好？

　　这样的假设显然无法解释听证会乱象重生这个事实。当本来纯洁、没什么利益驱动的听证会，已完全沦落为政府部门谋求“民意”的一种摆设，那就多少带有些悲凉的味道了。

　　导致这种乱象的原因其实很明显，因为发布听证会的主导权在决策者手里，他们可以有选择性、有目的性地去取舍自己需要的“群众演员”，于是，便会出现所谓“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局面。所以，说到底，“听证会”已经连最后的民生都表达不了了，它只不过是某些政府部门自导自演的一场独角戏，编剧是自己的，导演是自己的，演员是自己的，台词是自己的，只有票房是观众的。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绝不是鸡肋，绝不是大姑娘的裹脚布，它作为所谓民主的标榜，高高在上。

　　既然这样，胡丽天之流，也就成为一个幌子了，即使没有胡丽天，这样滑稽的戏剧仍将存在，因为还有无数个王丽天、张丽天在前赴后继，在等待着沦为一枚棋子。即使也有个别发自内心想参与听证会的人等，也会在一系列“报名”、“拿文件”、“审核”、“实地考察”等繁琐程序中“被淘汰”。一个本来就应该删繁就简、问政于民的事情，如果刻意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它欲盖弥彰的企图了。所以，胡丽天一不小心蹦出的名言“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暂无法考证是否真出自胡丽天之口），也就成了“导演”和“演员”间彼此心照不宣的一条共同“真理”。

　　“听证会制度”作为政府部门广开言路的一条途径，它从正面上体现出民众当家作主的虚实，从侧面上折射出一个政府问政于民的诚意和态度，如果它远离了真正的人民，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它表面上作为一道程序坚不可破，秩序井然，也仍难以掩饰它内在的乱象重生。

　　前段时间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引以为戒，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并真正灌输人民的心声，才能真正体现出它存在的价值。（文：李立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