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债“远虑”大于“近忧”(3)

　　政府手中的资产应择机流通

　　事实上，地方债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积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财政主体多元化，以及地方财政体系的不完善等体制性难题，是这种症结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深层原因。有来自地方政府的知情人士称，各级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总是习惯于想方设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毕竟经济指标是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因而负债经营，举债建设，实现“一代人的政绩”，就成了必然逻辑。某些地区的地方财政已从早期的“吃饭财政”转变为“要饭财政”，“寅吃卯粮”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象十分突出。

　　“为什么不能把地方债务与地方资产统筹起来考虑呢?”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一个“大企业”，现在很多人只是把眼光聚焦这家企业的负债表上，而忽略了它的资产表。

　　他认为，应该以相对实际的态度看待地方债问题。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方政府的职能也不同于国外，它本身有着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功能，因此手头还有大量的资产储备，包括地方国有企业股权、矿产、土地资源等，如果能把这些资产盘活，让中央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通过公开的市场化程序进入，这样反而可能“化危为机”。

　　据长江期货分析，数据显示上海市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数量为63家(只算按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数)，其中地方政府所持股权按今年7月初的市值达5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持有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而上海市的债务在3000亿元以下，加上其所持土地等其他资产，还本付息不成问题。

　　李才元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长期看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逐渐摆脱“经营型”政府的政绩压力，这需要将手中的资产择机流通，而中央企业作为所有制对等的国家企业，应主动参与地方经济的重组整合，这样既能帮地方盘活资产，又能在整体上做大做强中国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种“以空间换安全”的思路。

　　贾康则多次强调，我国地方借债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透明度比较低，各个区域的分布不均衡，甚至与腐败行为连在一起发生。因而，就算“近忧”不足惧，也必须有备于“远虑”。

　　他认为，治理地方债应遵循“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的原则。

　　“治存量”：地方政府要充分重视已形成的地方隐性负债的余额，积极消化负债存量，提高规则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可行性，及早防范风险;“开前门”：形成可操作的规则，提高中央已批准举借的地方债在整个地方实际债务举借规模里的比重;“关后门”：要有应急机制、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特殊程序，平时关着、应急时有必要再打开一下的“后门”;“修围墙”：即把原来的潜规则统统堵住。

　　本报记者 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