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贷款利率能否作为可比“基准”
SC M协定第14条(b)条款要求调查当局必须考察接受贷款的企业向这些“政府贷款”支付的金额是否低于市场上可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应付金额(实际上，就是看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是否低于市场利率)，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么，二者之间的差额就可被认定为是一种构成补贴的“利益”。在这一阶段调查工作中，确定以何种利率基准进行对比对最终认定企业是否获得“利益”十分关键。
美国商务部在反补贴调查中拒绝将中国的银行利率作为判断中国企业是否获取政府“利益”的可比基准，而是选择中国以外的替代国银行利率作为基准与上述企业从中国国有银行所获得的商业贷款利率进行比较，得出这些企业已获得中国政府贷款利益的肯定性结论。在陈述理由时，美方依然沿用了一年前审理无纤维纸补贴案中的依据。
上诉机构认为，由于这三起案件与无纤维纸案时隔仅一年，美方有理由援引该案中的相关依据。它进一步指出：“美国商务部或专家组不必逐一判断诸如政府作为贷款人拥有的绝对优势、政府对利率的管理、利率一致的证据以及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决定的影响等每一个因素是否可导致利率低于应当具有的标准。在我们看来，正像专家组理解的那样，美国商务部认定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扭曲了商业贷款利率，造成将受调查的贷款利率与同一市场中发现的利率相对比对于实现第14条(b)的目的而言是没有意义的。”鉴于此，上诉机构支持专家组的裁决，认为美方的做法并未违反相关规则。
上诉机构同样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政府对这些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施加了巨大影响，扭曲了中国市场上的银行利率，不能作为可比基准，调查当局有权选择替代国利率基准。
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即将获得全体W T O成员方承认之际，上诉机构发表上述论断对中国来说后果十分严重，其支持美国认定中国国有银行为“公共机构”并且在反补贴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利率基准的立场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法律上变得毫无意义。
此次上诉机构报告虽只是对反补贴中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性质以及可比基准作出裁决，但这些裁决及其依据同样可以被成员方作为反倾销调查中的依据，调查当局可依据类似理由认为中国市场是扭曲的，从而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继续使用替代国价格作为认定中国产品倾销的可比价格，这对中国的多年努力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的巨大成果可能付诸东流!
“双反”措施是否构成双重救济
中国认为，在涉及中国四项产品反补贴调查中，美方同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措施构成了对其国内同类产品的双重救济，违反了S C M 协定第10条、19 .3条、19 .4条以及G A T T第6.3条等条款规定。但一审专家组支持了美方的立场，认为中国未能证明美方的“双反”措施与相关规则不符。
在上诉审中，美国的“双反”措施是否构成“双重救济”成为争论的最大焦点，上诉机构对这个问题的裁决对整个案件具有决定性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先前作出的结论。上诉机构认为，美方在涉诉的四项中国产品反补贴调查中，由于已经采取了非市场经济的方式计算并征收反倾销税，且又在未评估同时征税可否引发双重救济问题的情况下，对同一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与其在SCM协定项下相关条款义务不符。
双重救济问题在SC M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均未涉及，本案又涉及出口补贴以外的补贴形式，中方遂援引SC M协定第19.3条作为依据反驳美方的做法，认为它违反了反补贴税“适当”性规定。
面对双方的争论，上诉机构从第19 .3条中“适当”一词的文字本意、SC M 协定的宗旨和目的、《反倾销协定》的类似条款、第19.3条与该协定其他条款以及G A T T 1994相关条款之间的关系、专家组引用《东京回合反补贴准则》作为条约解释的“上、下文”的正当性等多方面展开了缜密的法律分析。根据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上诉机构认为，为贯彻第19.3条“适当”性要求，调查当局应当考虑对同一产品已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
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关于“以非市场经济方式计算并征收反倾销税对于反倾销税征收的金额是否适当没有影响，并且处理双重救济问题并非SC M协定起草者设计第19.3条的意图”的观点，认为双重救济措施，亦即以非市场经济方式计算并征收反倾销税、同时又采取反补贴税措施两次抵消同一种补贴的做法与SC M第19.3条规定不符。上诉机构发现美方在针对中方上述四种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未考虑已经对这四种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构成了“两次抵消”或“双重救济”，因此，认定美方的“双反”措施与该条义务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