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CPI同比大涨6.5%,创37个月以来新高。可创了新高的CPI,并没有迎来加息靴子落地。这和突变的外部环境有关。欧债危机深化和美债评级下调,国际金融市场大起大落,欧美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变动,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早已表明,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共振”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一国经济政策的实施也要视形势变化,并在各国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相机而行。
如果全球市场表现持续欠佳,我国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首先表现在增长上,尤其是出口。但这不全是坏事。经济增速放缓及以油价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都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再加上较高的基数效应,预计我国今后几个月的CPI升幅会回落,7月和三季度CPI成为全年高点的概率很大,这又为宏观政策松动以提振经济提供了空间。
但不能过于乐观。通货膨胀率或许会回落,但这种回落就眼下看,还只能说主要是技术性的(和翘尾有关),抬升物价的主要因素食品价格依旧高企,服务和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价格改革等长期性因素仍然存在。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和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对中央政府决策形成制约。若西方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还将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大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各种矛盾交织,经济前景不明,必然令货币政策处于纠结中。若能明确物价走势出现向下拐点,就没有加息的必要；若通胀升势依旧,加息以引导市场预期就在情理之中；若未来国际资本流入压力仍大,提准也在所难免。但目前这些都不能确定,而国际市场动荡仍在继续,那么在政策大格局上,保持现状,以不变应万变,恐怕就是最好的选择。简言之,治理通胀虽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但货币政策不会进一步收紧,也很难放松。
不过,虽然政策基调不变,在稳健的框架下实时微调却很自然。对比央行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12日公布的二季度报告将利率、汇率工具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而原排前二的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则位次后移。同样是价格型工具,是侧重于使用利率政策还是使用汇率政策,也要视情形发展而定。进入下半年,已看出的明显变化是,“一月一提准”的常态已被打破,在应对过多外汇占款的常规武器中加上了汇率升值。
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在形成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也造成外汇占款形成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膨胀。上半年中国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冲迅速增加的外汇占款。下半年,虽然存款准备金率没再上调,但8月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提升,直至11日首度突破6.4关口,13日达6.389,连续3日在6.4关口以内。
导致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直接因素是刚公布的中国7月贸易顺差数据。高于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创下2009年2月以来新高。而今后几个月是我国出口的旺季,估计高贸易顺差将持续保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依据。减少顺差,会减轻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升值,一般来说不利于企业出口,但有助于抑制输入性通胀压力和倒逼出口企业转型升级。适度升值,会使进口品变得便宜,若出口企业能通过调价转移部分压力于出口对象,也可抵消部分损失,甚至获得新的增长点。
因此,当前出现的人民币加速升值,既是因应过大贸易顺差的现实需要,很可能也是央行在有意识地放大人民币升值幅度。这预示着,在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在我国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今后汇率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盛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