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条例“立法不易、落实更难”困局何解?(4)

《工资条例》不“难产”也很“难养”

　　《工资条例》三年未见雏形，其间的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可谓惨烈，利益博弈既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财政部要替国家税收负责，工会要替劳动力收入着想，工商联和央企要为企业利润着想，人力资源部门既要考虑社会效应，又要平衡部门关系，没有一个妥协和周全的方案，《工资条例》立法就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即便立法权统一并上升到某个部门，甚至全国人大的层面，可以保证立法的速度和效果。但失去了各部门的支持，这样的法律在实行过程中也容易走样。事实上，即便立法不“难产”，就现实层面而言，《工资条例》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工资条例》主要是针对企业而制定，是用于规范企业分配行为的专业法律，是将《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等分散规定进行系统归纳。在当下，劳资双方的地位根本不在一个档位和层次，同时国企、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又存在巨大的差异，具有普适性的《工资条例》要兼顾各方利益，确实很难。

　　不久前，审计署发布2011年第12至第28号公告，曝光了央企乱发薪酬现象：如中核集团所属单位2007年—2009年间发放的问题薪酬福利超过1.5亿元，南方电网公司及所属单位2006年—2009年间违规动用工资结余等资金为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高达19.40亿元。尽管央企薪酬自肥现象严重，群众对此呼声很大，但这一现象却越演越烈，由明里少拿向递延薪酬、增加期权、扩大高管股权等隐性方式转变。而另一端，部分私企和中小企业则欠薪扣薪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恶意逃薪欠薪行为大量存在，假若连“总理工程”都不能全面解决的问题，依托“工资条例”去实现，则会有名无实。

　　同时，由于时下分配不公产生了大量既得利益者，同工同酬和工资协商等机制的实现，就得削峰填谷，一方面要控制高收入，另一方面要增加低收入。而不能两头并进，差距依旧。同时，作为分配调整的一部分，“工资条例”应当同行政事业单位等其他分配方式挂购，形成较为统一而协调的分配格局。在生产决定分配的情况下，若没有解决生产这个本，就无法解决分配这个标。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立法的速度，而在于法律执行的环境基础，很可能让“条例”难以发挥作用。比如像央企的问题连连，一个原因在于，审计查出问题之后，企业及时整改，但多数时候并未将责任具体到负责人。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体用人者可样如此，由于其他配套措施没有到位，很多时候这种治理成为一场“运动战”。正如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即使“工资条例”出台了，如果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相关的环境条件不具备，也没有现实的可行性，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急盼一部解决工资的法律，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样的社会环境，主客观的综合就加剧立法“难产”。(四川新闻网 叶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