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几乎每个经济体都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个问题。2010年以来，我国一直受到通胀问题的困扰。从国际到国内的学界都存在一种认知，认为通胀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按弗里德曼的意思就是通胀是且仅是因为货币过多，国内不少学者也颇为认可。例如北大周其仁教授就在其博客上指出：通胀就是货币多了，“通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
从货币政策来看，治理通胀主要的工具有两种，一种是数量工具，一种是价格工具。数量工具主要是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价格工具主要是利率。如果通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那么面对理论上最为严厉货币政策工具的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通胀就应该有所缓和。今年6月23日温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有信心在今年“牢牢控制”住物价的上涨。中国限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已经使得总体价格水平进入了一个可控的区间，而且物价预计还会稳步下降。显然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从紧或者越来越紧的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使通胀出现减缓的迹象，而是一直在上升，7月份还创了新高，CPI同比增长6.5%。
看来即使是通货膨胀也存在“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实际上，通胀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理论上，价格包含了能够影响价格的一切因素。除了货币政策，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影响因素主要还是与政府行为有关。我认为最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是税收。税收是企业的成本之一，如果税收负担一直上升，那么企业的成本也就相应上升，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里面。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12.8%，即略略超过八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末这一比例提高到19.5%，接近五分之一。同时，这些年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多超过20%，远高于GDP增速，因此，税收占GDP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
二是收费。收费有些能够计入财政收入，还有一些不知去向。但这一部分对通胀的贡献应该不低。曾几何时，北京菜篮子告急，高速公路口设立了绿色蔬菜免费通道，于是北京的蔬菜价格水平立即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立竿见影。另外一个证据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运费比从中国到美国的运费还要高。据说货车每次往返会有近万元左右的额外费用，多为行政罚款。
三是流通费用。中国超市的特点是自己不卖货，只收各种费用，名目繁多；城管对于小商贩的暴力执法也屡见不鲜。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流通渠道的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部门和行业利益的一种反应。超市肆无忌惮的收费后面，是否会存在某种保护机制呢？流通渠道管起来很麻烦，因此县官很为难。但对于县官为难的事情，工商、城管执法的现管们想做点文章还是很容易的。
四是垄断企业。中国有很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国际化的，或者是超国际化的，其中不少来自于垄断企业，例如叁桶油、叁通信什么的。有时候，政府还真不一定能够对这些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当有些企业比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还要高的时候。
总的来说，我国价格上升的影响因素确实有中国特色，残存的计划经济元素和复杂的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是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如果我们的税收在GDP的占比能够逐年下降，我们的高速公路和其他收费公路的费率能够变得合理，我们的流通渠道能够高效畅通，各级官员有足够收入的同时不再利用手中管理的资源牟利，政府退出国有企业，企业被拆分，等等，那么通胀就会真的变成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这样对付起来也就容易得多。（梁猛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际金融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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