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的教训和面临的挑战也不小。首先,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人们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一方面是棒杀,就是一味地敲打指责中国;另一方面是捧杀,防止别人忽悠我们,把中国的地位抬得很高,大谈中国责任论,其核心目的是让中国承担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现在中国还很难做到。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我们与发达国家远不在同一个重量级。我国不仅人均GDP在世界100名左右,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而且在贫困人口、教育水平、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只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
其次,目前国内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不像以前。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比较容易改的已经完成了,涉及更深层次的改革的时候,会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阻力就大多了。加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均采取了大规模政府干预的措施。中国也不例外。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绩巨大,效果显著。但是这些举措在走出危机后早晚要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逐步过渡到让市场恢复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在。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很深,比较习惯于通过政府干预实现一定经济目标,这是我们的强项,也比较容易见效。但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过度依赖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借助外力推动国内改革,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尤其要重视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的改革,给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公平和宽松的环境,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
再有,现在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新的一批领导同志和决策者,有些没有经过世贸组织规则的培训。他们对世贸规则不十分了解,因此出现出台新政策时直接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现象。例如一些地方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台出口奖励政策,这种直接补贴出口属于禁止性补贴,是世贸组织规则所不允许的。
《瞭望》:您在日内瓦工作9年,回国时已头发花白,请谈谈您和同事的工作?
孙振宇:关于我们在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的工作,可以用“文山会海”四个字概括。所有的专业人员每天要阅读大量的文件和参考材料,由于世贸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所以阅读的东西以外文为主。世贸组织每年各种会议、磋商、谈判、交涉不下几千场,这对每个专业人员都是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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