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债务危机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经济减速态势愈加明显，通胀却依然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继续紧缩，还是像土耳其、巴西那样转向适度宽松？恐怕仍是两难问题。
若做一个高度精炼简化的中国经济分析，最具有先行指标特征的观察方向无疑是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当下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是财政，不是货币。货币实际是从属财政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货币创生主体是各类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所以关键是财政扩张态势是否有所收敛，货币和通胀压力才会实质性减轻。
关于中国投资先行指标目前呈现出来的几个证据如下：
第一，宏观决策层态度上发生了变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用三个“最严格”强调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7·23事件”后，中国高铁投资规模开始压缩；停止一切主题公园建设，清理高尔夫球场项目。这些信息表明——中国准备开始接受投资减速。
第二，现实的财政状况可能也会迫使投资减速。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几成定局。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城市基建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可以预期新增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大幅放缓或不可避免。
第三，1—8月累计投资增速虽维持在25%的高位，但其中中央项目已经录得-9%的负增长，而地方项目虽然增长28%，5、6、7、8月份单月投资环比却较为疲弱，分别为-1.54%、-1.3%、1.38%、1.13%。
第四，另一个可观测的指标反映宏调政策调整的指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一是进口量减速，二是进口价格回落。国内投资减速一般都意味着贸易条件改善)，贸易顺差从年初负值回升到6、7月分别为260亿美元和278亿美元的相对高位。
第五，房地产8月份35%的投资速度和微观层面信号呈现背离。水泥市场在旺销季节到来之前出现价格下跌，尤其是8月中旬华东市场的水泥开始降价。投资可能确定减速了，企业预期的信号往往是最灵敏的、最真实的。
第六，保障房的高开工率不等同于进度，开工剪彩仪式是很简单的事，实际进度才是真的。目前反馈的信息，政府计划机制或远不如市场有效率。
从以上论据，我们或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资增速或真的开始下来了，通胀拐点信心是否能增加？再滞后1-2月，或许数据就更明显了。
国外市场动荡，一则是其自身债务问题，二则也反映了对于中国数据的预期。中国经济减速了，“中国因素”逐步褪色，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的持续性预期就没有了，大宗商品挺在高位的基石也松动了，反过来也制约了美国量宽的空间，因为即便有量宽三，对风险资产的刺激功效也会大不如前。
或许，过去两年全球市场格局“美欧股市涨、大宗商品涨，中国股市萎靡”或被逐步颠覆，演变为“美欧股市跌，大宗商品弱，中国股市开始转强”。因为中国投资减速是经济软着陆的良性信号。
中国投资减速的宏观效应包括：若中国投资明确减速趋势，全球大宗商品或下跌30%-50%；信贷资源能更多分配给私人部门，中小企业融资条件改善，成本降低；由于投资被抑制，青壮劳动力紧张能得到舒缓，工资涨幅能变得平缓下来(刘易斯第一拐点阶段的特征，工资上行更多受到基建和制造业领先的产业结构所决定，更似周期性因素，而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政府财政从扩张转向中性，财税改革(减税)才有空间(增值税从17%降至13%)。
对于未来政策，笔者认为，在扩张型财政逐步淡出的核心前提下，货币政策被束缚的手脚可能被放开，做结构调整的空间被打开；中央政府推出一揽子综合性处置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将商业银行从梦魇中解脱出来；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逐步淡出量化紧缩的轨道，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形成通胀治理的正向经济逻辑。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