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农民到帮农民
当人们已经厌倦了“被涨价”之后，似乎只有滇虹药业董事长郭振宇相信涨价是一件好事。他说：“一年多来，中药上游原料价格一直在上涨，有的药品从一公斤几十块涨到三四百块。坚守质量和信誉的品牌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涨价有没有恶意炒作的因素？有。但同时，中药的认可度提升了，政府将中药饮片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中药应用从医疗扩大到了保健和养生，这种供需矛盾加剧了，也导致价格的上涨，我认为这对行业的发展是件好事。”
可是无论对于秦玉峰还是对于郭勇来说，涨价是一种“永远的痛”。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不得不面临着药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当这种压力爆发的时候，就会出现郭勇一般黯然退场的结局——江中制药8月2日公告称，公司于7月29日收到郭勇的书面辞职报告。“郭勇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就在当天，江中药业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当中极为引人关注的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健胃消食片销售收入下降了43%。
当郭勇和江中牌健胃消食片都痛苦不堪的时候，他们谁都无法接受郭振宇的“好事论”。
可是人们依旧需要中药，药企依旧需要生产和销售。为了给自己打气，他们喊出了“药努力”的口号，以对抗“药你死”的恐惧。他们希望能够渗透到产业链的上游，通过控制源头的原材料来遏制“药你死”。在“涨价”的逼迫下，他们纷纷变成了种药的农民。
云南白药总经理尹品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药材的价格和质量对云南白药举足轻重。为了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我们从2001年开始投资建立了2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进行专业化的研究与培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当地门户建立了一些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探索出了一些好的合作模式。由于地方农户种植积极性很高，供给充足，解决了多种原料的供给和质量问题。”
三七是云南白药的最重要品种之一，2009年尹品耀他们开始打造一个种植、推广、流通、原料基地、产品研发一体的三七产业发展平台。“经过一年多努力，这个平台运作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尹品耀说。
郭振宇对此的评价是：“关键是我们要形成一个战略储备。很多药材是需要存货的，像三七，需要3到7年才能成熟。当年的药涨价了，我们立马买回来囤着，那不是坐等价格节节攀升吗？”
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天士力在1997年就开始探索药材种植，他们把药材种植当作一个“战术性问题”。
“当农民不是我们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现在是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才来这样做。”他说，“未来市场发展需要资源和利益的合理再分配，如果我们企业去把农民的资源垄断到自己的手里，那么农民未来就会跟我们造反，因为你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种药，我们要让农民种好药，这是我们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
闫希军相信，一个种药材的地域是需要历史的，需要种药材的文化、习惯，药材才能够种好。“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去培养不同的地道药材，形成一个文化，形成一个药农的产业集群。”
他的观点与秦玉峰不谋而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秦玉峰告诉记者，中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原料的道地性。“中药非常讲究地域，你比如贝母，只有四川出产的才能叫川贝，浙江出产的只能叫浙贝。你比如冬虫夏草，也只有高寒地带和雪山草原才会出产。”
闫希军希望能够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药材资源研究平台，一方面能够建立种源库，遴选出最优的种源，然后在全国推广种植，使道地性能够突破地域性；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与其他药企一起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建立一套从种植体系到病虫害防治，从增质增量到SOP(标准作业程序)整个流程。当流程建立之后，他们开始培训农民，让他们分工协作。
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说：“原料上涨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云南白药每年要花好几个亿收购原材料。去年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幅度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多花了4000万的采购原料成本。我们大家都关心怎么样来保证原材料成本保持平稳，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我们中药的种源，这是我们中药产业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根本。以我们最著名的三七为例，提高三七的品质很难吗？为什么没有一个生产期号？现在病虫害很严重，类似的中药品种还有多少呢？袁隆平能够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是因为他在怒江找到了野生水稻，通过杂交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怎么解决种源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中药重楼的种源，通过杂交和转化后开始在种源基地进行培植。”
许冬瑾是康美药业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她说康美涉入产业链上游已有多年，她觉得应对上游资源，不应以掌控为目的，因为根本就掌控不了。“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中药产业链的利益共同体。”
秦玉峰所执掌的东阿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是驴皮。“养驴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历史的责任，也是这个品牌药的基础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