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认为,要在中国未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高度关注国民经济素质问题。未来必须进一步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国民素质教育、医疗的投资,行政效率改进等方面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否则国民经济素质会拖累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茅于轼则认为,国家治理在中国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化,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约束。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非常重要。”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和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相去甚远,但是作为经济增长的配套因素,中国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
史进德同样谈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相信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和观点正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注意,“不少个案也通过许多新途径(如微博)得到高层重视和解决,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
学界的观点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发言中得到回应,温家宝强调,中国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难题,将继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快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改革,力争取得明显进展。另一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刊记者 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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