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减税。原则上,大宗商品等原材料进口关税都要降低,普遍实施低关税或零关税。有些消费品,比如奢侈品、名牌商品关税也要降低。降低一些商品关税,虽然国家从单位商品上摊薄了税费,但却因为该类商品绝对价格水平下降,大量购买力回流,有可能使得总税收量不减反增,算大账是划得来的。
其次是减少不合理收费。对于目前国内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进行清理,尽可能地加以取消,以此来降低商品成本,减少价格上涨推力。
最后是借助于人民币升值。就对冲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降低中国绝对物价水平而言,这是立竿见影,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道理很简单,人民币升值势必降低中国大宗商品和其他商品进口成本,降低国内制造业原材料成本,遏制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尤其是原油、矿石、谷物等农矿产品进口价格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一定会对所有下游行业,也包括服务业的价格产生很强的降低性影响。
通过上述措施,我们可以大幅降低各类商品,也包括住房、奢侈品等商品的销售成本,从而对于物价上涨釜底抽薪,实现稳定物价的调控目标。这比过多使用行政办法干预物价,比如硬性规定兰州拉面的销售价格要好得多。
通过上述增收减税途径,实现“两个降低”,当然会降低整体国民收入中政府获得的部分,使其投资能力下降,但这却是经济发展思路转变,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要求。
一段时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途径在于政府拿走国民收入很大部分,再通过政府投资,或者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方式,派生大量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好,比如产能过剩等,还易于产生浪费与腐败。
通过上述两个降低,在增强城乡居民物价上涨承受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将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引向最终消费,以此来拉动多渠道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经济增长更健康、更均衡、更可持续,不会引起泡沫,应该成为主体思路。
陈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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