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公开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作为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升级版”，“征求意见稿”强调顶岗实习应当专业对口，并确保劳动安全。
“征求意见稿”重申，学生顶岗实习应当专业对口或相近；非专业学生不得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等危险职业，不得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同时，顶岗实习不得超法定时限，报酬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其实，上述规定，在2007年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就有，但由于无相应的问责及救济机制，形同一纸空文。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申这些要求，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问责和惩戒机制，恐无助于现实的改变。
在“民工荒”、“用工难”的大背景下，由中职生顶岗实习制度衍生而来的“学生工”问题，已经成为中职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
在此之前，由于中职教育“重理论、轻技能”，导致教育质量低下，广受诟病。此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成为主要解决思路。从2005年开始，主管部门多次要求中职教育“做中学、做中教”，在校学生最后一年需到企业顶岗实习，提高实践能力。
不过，现行政策要求企业承担起学生实习的责任，但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企业一度缺乏接收实习生的动力。但是，随着近年来“用工荒”在全国大范围蔓延，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曾经被企业视作负担的实习生，摇身一变，成了最受欢迎的学生工。
在劳动力最缺乏的生产旺季，企业可以通过与职业学校合作，获得来源稳定、数量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到了生产淡季，则可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让中职学校适时结束实习期，不仅无须为其支付社会保险费用，更不需要像解雇正式工人那样支付经济补偿。
这一用工模式，催生出了庞大的中介产业。学校与中介之间的利益输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学校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而最大的中介，则是地方政府。沿海一些大型企业内迁，迁入方的地方政府给予大量政策优惠，其中就包括对招工的保障。
招工指标在行政系统内部层层细分下划，一些省份的教育部门则通过发文的方式，要求区域内的职业院校定向到指定企业实习。2010年8月，河南、山西等地即有教育厅搭桥、强制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的案例。
如此一来，在生产旺季，一些企业的学生工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式员工的数量。而这些本希望到企业学技术的学生，则成为了最为弱势的群体。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专业不对口，无论是学酒店管理、市场营销还是车床、数控，一律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工作，完全无益于其专业技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们与正式的、成年工人一样劳动，却没有同等的薪酬待遇和劳动保障。由于企业与学校的双重管理和控制，学生既不能随意辞职“用脚投票”，也很难参与正式工人的集体行动。
2011年5月开始，贵阳国防学校近70名毕业生，因三年学无所成、且长期打工未得分文，向政府部门投诉母校，并拟启动司法程序。他们乃是学生工中最极端的案例——作为“勤工俭学”政策下的职高生，一入校即被送往工厂流水线，用工资抵扣学费，为学校打工三年，换回一张毫无实际用途的中职毕业证。
其实，回归顶岗实习制度本意，关键在于保证学生能在企业接受到有针对性、高质量的技能培训，且得到相应的劳动保护。目前，正是由于缺乏对学生工作权利和劳动保障的保护，顶岗实习最终异化为企业与学校“合谋”剥夺中职生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规范学生顶岗实习，必须让“学生工”重回学生本位，学校重归教书育人本职，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意。对学校而言，应真正对学生负责，并与企业博弈，提供优良的技术实践课程；对政府而言，则应监督协议的履行，并给予企业适当的政策扶持。
厘清这一框架并不复杂，背后却涉及中国行政、教育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切实可行的方案之一，乃是制定良好的规则和可诉讼、可执行的专门法律法规，厘清学校、企业的职能，切断利益输送。
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仍大有作为空间。而完善顶岗实习制度，把问责、救济机制落到实处，乃是改进“学生工”问题的第一步。（蓝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