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一片凄风苦雨中颁发。债务危机和“二次探底”的阴云使得这个传统奖项光芒黯淡。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了这一奖项。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银行专业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另一位是纽约大学经济贸易专业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包括一到两名美国学者。美国人几乎垄断了这个奖项。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瑞典的评奖委员会仍然兴致盎然地把奖金发给了美国的经济学家们。
经济学模型与现实相距很远
据称，本届两位学者均以计量经济学见长，研究领域以宏观经济与政策为主。西姆斯发展出一套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影响的理论，而萨金特则被认为是“理性预期学派”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这成为一种传统，也几乎变成一种教条。
比如这一次，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新获奖的西姆斯教授就表示，虽然他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过他还是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经济学经典理论在现实中奏效”。
他对欧元债务问题的看法也缺乏新意。他认为欧元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欧元区就需要一个更为集中的财政体系。这不过是那些在金融危机期间束手旁观的经济学教授们总在重复的观点。但是，关键在于，欧洲仍然是主权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让这些国家放弃经济命脉，把最要命的财权交给别人，这个工程难度太大。如同在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却让他锻炼身体一样，缺乏现实感。
萨金特教授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将会影响政策制定本身。同样，现实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预期。对于美国经济，他认为：“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
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
这个模型也许是严谨的。但是看看现实：从2008年以来，世界上给金融体系最大拯救和最大干预的就属美国政府。其他各国情况相似，没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经济可能掉到沟里去了。政府可能会办错事，而市场也绝不是完美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达成协调一致，一个讲道德的政府和一个讲规矩的市场结合起来，经济才能运行在正常轨道上。
诺奖只能锦上添花
据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话时都十分惊诧，西姆斯获奖时还在家里睡觉，而当有人问他将如何在当前金融动荡的局势下花掉其500万瑞典克朗(74万美元)奖金时，他表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兑成现金放起来，然后从长计议”。有人评论说：“看来诺奖得主也不知道该投资什么，世界经济到底要谁来拯救呢？”
从根本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们难以解释“占领华尔街”游行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99%要反对1%？为什么美国民众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
只有一位叫做斯蒂格利茨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站出来参加游行。他指责，“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能够用数理模型将这一观点做出解释的经济学家，是否能获得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不是数学，也不是形式逻辑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在分析国内经济运行时，不仅要考虑本国政策的影响，也要考虑他国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采取“以邻为壑”的态度，“自身得病，让其他国家吃药”，各国的贸易战、汇率战、金融战已经上演，人祸超过了天灾。而这些往往不是阳春白雪的经济学纯理论所能关照到的现实问题。
一位国内企业界人士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市场繁荣时“锦上添花”，在市场糟糕时“隔靴搔痒”，不能指望他们“雪中送炭”。
中国经济崛起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增设，并不属于自然科学序列。而过去十年以来的经济学奖，越来越变成诺贝尔奖的“衍生品”了，它似乎离实际很远很远。
早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就提出，对金融危机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反思。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崛起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经济学家李才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出版了基于中国本土视角观察全球经济的三部著作《成人经济学》、《出轨的纸币》和《金融内战》，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象征，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经济学工具层面，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推导下的主流方法，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其次，战后西方经济学以弗里德曼的货币哲学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念和学派，也在金融危机中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质变。
“如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么发给哲学家（货币哲学），要么发给数学家（应用数学），但他们都缺乏对经济现实的关注。”李才元说，中国本土某些经济学家更像“文学家”，除了英文讲得好，就是对西方经济学做了些“搬运工”的工作，这些“文学家”对西方经济学不过做了些猎奇式的包装和想象，其实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
不过，也许不能完全看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长期价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就说：“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在他看来，本届诺将得主萨金特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从长期看，建议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这其实很有“现实意义”。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