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了牛顿，乔布斯成就了第三个。世界每一次的改变都与创造、创新紧紧相连。乔布斯离世，改变世界的第四个苹果会砸在中国人的头上吗？“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中国央企，也许最有“资本”向世界放狠话，然而，从目前的状态看来，树上的苹果离它们还很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依托力量。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原创性成果较少，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队伍整体创新能力不高，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这些问题的形成固然有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较少、创新的组织机制不完善原因，但创新动力的缺失是中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创新乏力“四宗罪”
急功近利。一些地方唯GDP论、提升速度、扩大投资、追求外延式经济增长的偏好，使很多企业宁愿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却吝啬于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宁愿在同类同档次产品上持续进行低成本恶性竞争，在“红海”进行“肉搏”，而不愿采取差异化战略，探索通过创新提高效益的策略和途径；宁愿引进、再引进，持续跟踪模仿，而不愿意下苦功完成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而在现有的企业高管人员考核任用制度下，近期业绩往往是中央企业主要经营者和经营团队最迫切的追求，几乎谁也不愿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有限的任期内靠引进或再引进作为技术来源，足以创造近期业绩。与其把资金、人力等稀缺资源投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自主研发，不如集中投入于规模扩张，更能够迎合主管部门的偏好。
“站在巨人肩膀上”停滞不前。诚然，产品技术的简单引进确实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迅速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并在初期利用先发优势从市场得到看似不菲的回报。但是当市场充分竞争后，“巨人”收取的专利费不会因产品利润的快速下降而自动减免，用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低廉的能源供应乃至高昂的环境污染代价构成的“空心化”的制造业，最终会因为缺乏自主的技术进步而成为“夕阳笼罩下的世界工厂”。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不是让出市场可以换回来的。
“拿来主义”后造血不足。在持续攀升的GDP数字背后，中国的科技创新现状是什么？有数据表明，尽管有超过2/3的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设点，但是时至今日，全球99%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世界前20位创新型国家的手中，中国在这个序列中的排位不升反降。同时，中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韩国和我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沿用至今的“市场换技术”金律正在无情地背离它的善良初衷。我国经济模式长期重“引进、投资”、轻“消化、吸收”，再创新环节基本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规范，因而在整体科技能力上有着较高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以“技术依赖”为主要特征的“依附型经济”外在表象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基本上依靠从外部注入资金和技术，而自己只是出卖资源和劳动力，虽然GDP的数值尚能维持在高位，但经济运行质量、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并不能得到持续的改善。“重引进、轻创新”的经济运行模式，造成了极其短视的“懒汉式拿来主义”和经济体自身造血能力的不足，严重侵蚀了国民的自尊、自强、自信意识和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这等于坐视中国经济停留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让国人为挣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而摧眉折腰。
盲目追捧“舶来品”。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是在“创新生态链”中，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不断更新换代，才逐步成熟起来的。企业对先进技术的追求无可厚非，但如果对“舶来品”的追求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时尚时，人们往往会宽容“新概念产品”本身的缺陷。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国外技术和产品就是在我国市场进行试验试用，从而“脱胎换骨”升华为“适合本地化需求的成熟技术”，诸如欧美的程控交换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日韩的家电和汽车技术等等不胜枚举。我国多数自有创新技术属于“概念追逐”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国外技术围剿、国人“过高期许”的两难境地，“不仅技术要先进成熟，价格还要大大低于舶来品”。倘若如此，各行各业乃至普通国民不给自主创新技术以充分的实验试用空间，不能容忍其在应用中的持续改进，反而筑起社会化的“成熟度壁垒”，阻断自主技术的成熟升华之路，那么自主创新能力将难以在日益国际化的竞争中立足、发展。
创新缺不了风投
我国中央企业具有政策、资源、市场、科技储备的先天优势，有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的条件，但要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央企业必须不断深化改革。
高度重视服务业领域、重大装备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主导产业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技术创新，并成为相关领域的排头兵，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跨国公司在科研体系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尽快形成企业内部分工合理、运转有序的研究开发体系，特别要加强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为企业科技发展战略服务、以中长期基础和应用研究为主的研发机构建设。在人才评价方面，应建立以成果为主的评价机制，打破学历、身份限制，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积累、保护和运用。
企业推进自主创新、国家完善政策环境是一个方面，整体社会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更为重要。
任何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转化为市场化产品，不能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或以论文的形式发表，那无论这成果如何尖端，其对经济社会的意义都乏善可陈。自主创新应该在市场导向下进行，没有市场需求就谈不到企业的自主创新。大学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置身于市场的中央企业有能力把复杂的技术汇集在一起，将大量的、分散的科技创新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后，转化为有品牌支持的终端产品，推向市场，创造社会价值。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实现产、学、研的优势互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原动力是自主创新及创新经济的发展，谷歌、雅虎等大批的创新企业，背后都有风险投资的身影。没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就没有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业，也就没有美国硅谷的经济奇迹，更没有美国在创新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自主创新需要资金支持，但自主创新本身也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本退出机制，风险与收益不能对等，创业的热情和勇气势必大为降低，商业性高新技术的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等都将受到严重制约。
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风险投资公司，但关于风险投资基金却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机构把钱投进去就不能撤出，不能流动，这就把活水变成了死水，无法规避风险、获取收益。为了加快企业自主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一方面要有效解决金融机构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要加快创业投资法的制定，要让创业投资业在中国能够更大、更快地发展起来，持续支撑企业的自主创新。
创新不是一片“胜利”
此外，中国科技界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目前国家级的科研开发项目几乎无一失败，项目完成时的验收、鉴定，多数是以说好话为主的套话、空话，总要给项目贴上一个达到某某先进水平的标签，从上到下，都是希望听到“胜利”的消息，这不符合科学探索的客观规律。
而在企业界，通常寄希望研发一个技术就能够产业化，创造效益。但100%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据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率不足10%。因此，一定要破除“以成败论英雄”的认知导向。要培育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还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对于失败者，舆论界不能仅仅是苛责、批评和冷视，而要把失败当作一次经历、一笔财富加以正面宣传，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平等开放、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活动得到鼓励、创新能力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肯定。
要鼓励各行业和全社会使用自有技术。政府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给那些能够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以及能够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共性技术和配套技术并最终能够形成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的自主创新技术和成果，提供一个“超级测试床”，使它们能够尽快度过产品成熟敏感期。国家可以组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向用户提供正在成熟过程中的、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业务和服务，并且费用低廉甚至免费，其运营经费可以通过政府年度补贴和收取设备提供商实验费用等途径实现。当政府采购时，在政府需要的功能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凡是拥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产品，一律优先采购。对于一些特殊的产品和服务，如涉及军事机密和国家安全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对于某个行业发展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政府唯一性采购。
( 王凭慧 作者系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