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受到多重限制,在几年内都难以出现巨大的宽松政策。
首先,巴塞尔协议对中国金融业有限制。巴塞尔协议从II到III,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要翻倍,对银行融资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每年是8%以上,利率是6%,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货币增长每年必定是百分之十几。在货币不断增长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提高,再融资压力空前。
现在中国M2大约80万亿,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大约8000亿资金,与银行业总利润相当,如果每年再增加10万亿货币风险资产,就要再融资超过万亿元。在这样的压力下,央行有很大动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的金融衍生,降低货币乘数来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使得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高要求。
其次,中国宽松降息,将降低银行业政策性利润。因为银行大部分存款为活期,降息实际上降低了银行存贷息差。未来一旦中国经济下滑,银行坏账增加,降息以后银行业出现全面亏损的可能性很大,将直接影响人民币海外信誉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对美联储的不断宽松,我们忽视了美国在此之前的紧缩政策。美国定量宽松政策之前,美联储给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付利息,银行把大量的资金存入美联储吃利息而不是到市场中放贷,美联储的准备金存款一度达到12000亿美元左右,对于原来7万多亿的美元广义货币M2来说,客观上等于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17%以上。同时,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债务上限最少提高了接近三万亿美元,这些债券也要从市场中吸纳资金。
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市场上回收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样在危机开始后美国才有一定通缩压力现象。这样大规模收回流动性必然会造成流动性不均衡,因此就有了量化宽松来定向购买债券资产,通过量化宽松使得美国的流动性均衡起来。
中国四万亿救市后续的投资和融资非常巨大。要保持总量稳定和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在其他方面必定有所紧缩。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海外不断宽松下,会有大量外来流动性进来,造成外汇占款性的被迫货币发行和宽松,也限制了中国其他方面的宽松政策。
因此,在中国银行业没有最终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之前,在世界危机没有稳定之前,中国不具备长期宽松的条件。(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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