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上演逃回北上广，近七成海归集中在北上广深四座城市。10月28日10点经济之声聚焦：逃离又逃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逃回北上广生活压力依然存在，年轻人应该如何调整心态？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有关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这两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最近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再次引发了新一轮热议。
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比较高，生活压力大，这几年很多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这些代表的一线城市回到了他们熟悉的中小城市来生活。原本以为逃离北上广深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贵、票子却不够花，身为很多身处大城市的人逃离都是以这个理由离开的。但是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未必就是他们眼中的世外桃源，相比之下中小城市虽然物价比较低，但收入也低，中小城市生活圈子太窄，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的生活经历，再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都会觉得自己仿佛跳进了另外一个围城，而在海归的人员中有67%的人集中在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还有24%的人群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在中西部城市就业的仅占9%。那么以下我们请出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带来详细评论。
对于已经逃离北上广深的年轻人现在又逃回来了，您怎么看这个社会现象？
于长江：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特别是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资源分布上有巨大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说本来逃离北上广是一个好事。实际上是使我们人才各种社会资源有一个均衡化的分布，这么一个趋势，但是现在结果又逃回来，这个又等于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那么大部分年轻人实际上在一些中小城市真正受不了的他未必是物质条件这方面的问题，主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我们说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够，比如那种公平竞争、各种自由度包括人们的契约精神、市场的规则等等这些东西不够。那么在这种发达地区生活过的人到了那个地方就会感觉到很难，他实际上不一定是简单的都市生活方面的，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工作、在就业、在创业、在实际日常的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方面，感觉到很不习惯。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海归，有七成的海归人员选择的也是一线城市，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于长江：因为海归毕竟他原来是在一个更现代化的环境中生活，到这边来了以后，如果他只能生活在一线的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就说明我们中国的整个社会现代化程度差别非常之大。这些地方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现代化了，而其他的地方还相当滞后，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状态。这些差异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外表物质形态上可能看不出来，看着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在建设，好像是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社会本身的内在的这些制度、体制、结构、机制这些东西差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些前期逃离北上广深的人现在又逃回来，我想他们面对的社会压力、高房价这些交通问题没有基础，那么这些人如何来面对以前面对的问题呢？
于长江：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是能解决当时就不逃了。他面临这个压力我个人觉得年轻人也好，海归也好，恐怕在这个情况下还要有一个新的思路，不要简单的被动的说是它这个环境好不好，我适应它不适应它，是逃走还是逃回来，不应该是这个心态，更应该是一个自主的、自立的、是一个改造环境的能力，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有这个意愿，不是简单的去适应什么，而是我们要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营造的环境，就是改变社会，我们能够带动周边的，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如果对比欧美发达国家人们常会说一个观点，欧美发达是发达在他的农村，因为大城市我国的大城市和欧美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落后，但是在农村或者在一些偏远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就有比较大的差距，您觉得国家应该怎么样通过政策来缓解人才仍然在向一线城市涌入的这种现象呢？
于长江：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现代化的观念的问题，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把现代化简单的等同于城市化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说实际上一个现代化是农村也可以现代化的，小城镇也可以现代化的。就是说真正的现代化是可以在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都可以实现现代化，它不是说一定要变成大城市，但是我们中国某种意义上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现在变成了只有城市化才能现代化。这个大的思路和战略必须改变，恐怕才能使得这个慢慢的均衡起来，因为目前这个确实仍然是向大城市集中，向沿海集中或者发达地区集中。
怎改变？您觉得有哪些方面可以具体的去实施吗？
于长江：实际上不光是人才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础建设，包括各种的社会福利，包括我们说社会建设这一块，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一块，应该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倾斜，因为现在大城市这边已经接近饱和而且实际上已经太多了。而且按照一般的经济原则人们总愿意到大城市投资，因为它这个地方从经济角度来说最合算，但是我们从一个社会政策来说应该是来平抑经济学本身的分布的趋势。应该是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向中小城市和农村来倾斜，只能是这样，刚开始只能是这样，那么到一定时候慢慢的发展起来了，人们会自动的往那个方向走。
我想当逃离北上广深的这些人再重新逃回到北上广深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另外一个疑问，我们一线的城市能不能容纳这些情况？有没有可能达到极限不能再容纳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于长江：实际上是有极限的，就是说我们的各种资源配置，当然这个极限到底是多少？很多方面也在研究，比如说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它肯定是有极限，不可能是没有数的。而且关键是到一定时候不是说一个硬性的极限，它是各方面状态就会下降，比如生活质量，比如工作的机会，比如真正发挥自己能力和创新的机会，就会开始下降因为你这种竞争太激烈的话。实际上早晚还要有一个自我平衡。但是我们不应该等到那个事情发生再来调整，那是一个很被动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我们各方面来说是一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状态，这样比较好。
我们再回到本档话题的主题，就是这批逃回来的年轻人，您觉得作为年轻人，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环境呢？
于长江：我觉得就是要增加一点主体性，就是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仅相信自己工作的能力，也要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一些社会环境的能力。同时我觉得这些具有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包括一些海归，不要完全单打独斗，应该是你形成一个你的群体，甚至有些地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时候大家来自己建立一个自己更合理的社会关系、一个结构，这样你也能反过来影响周边。因为中国社会实际上也是很开放的，不是说就是完全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这些人也应该增加一点，过去我觉得上一代再上一代年轻人他有一种改造社会的那样一种情怀，而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缺少一些，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再加强一点，不要老是那么被动的简单适应、逃来逃去这样的状态。
更多的去改造去建设社会，而不是逃来逃去。本时段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