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式的田园生活”美景，代表了欧洲福利国家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去思考，其经济的发展能否支撑这么高的福利与消费。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刚刚落幕的财新峰会上所说，“欧洲的问题是生活水平要下降的问题。”
谢国忠认为，欧洲已经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维持现有生活水平，靠的是借债。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德国十年前就看到这一问题，大幅下调了工资福利。现在爱尔兰的工资福利也大幅下降了。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欧洲央行的独特性，使其不能像美联储那样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所以欧洲的阵痛显得特别剧烈。这样的状况反映在财政上就是赤字，再往下追究，就是他们的福利制度没有改变。
因此，经济学家们给欧元区开出的药方首先是压缩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然而，紧缩财政以及社会福利的下降，涉及到政府与选民间的深刻博弈，由此不只导致危机国家政府首脑的频繁更迭，也使得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乔纳森·霍尔斯拉格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中国当不了欧洲的“救星”。欧洲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仅凭中国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帮助欧洲复苏。
中国救不了欧洲，能救欧洲的只有欧洲人自己。欧洲人需要的不只是输血，而是机制的重建， 是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改革。而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的利益决策，这一过程将比单一国家的改革艰难得多。
从长远来看，要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发展以及欧元的地位，欧洲必须建立一个财政联盟，必须要有严格、统一的财政监管制度。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重塑市场的信心。
欧洲本身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政府要做的是把民间资本引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撰文指出，与累积了巨额外债的美国不同，欧元区整体的外部（负债）状况比较健康。这意味着，只要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资金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也指出，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自身实力还是很强的，欧洲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很良好，所以欧洲不是没有能力救自己，中国拯救欧洲的问题并不成立。
救不救欧洲与道德无关
如同让一个刚刚吃上稀饭馒头的穷人借钱给一个欠了大笔债务但仍不想放弃山珍海味的富人一样，中国该不该救欧洲的话题，不只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争论，也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式的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人给主张救助的人扣上了“汉奸”的标签。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人士也站在道德的角度，给中国援助欧洲施加压力。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日本都深陷危机，中国这个有着3.2万亿外汇储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分担一些全球的苦难。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甚至为此寻求到了经济上的支撑点，那就是债权国必须分担一些债务国的负担，因为它们从向债务国的销售中获益了。
对此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指出，主张中国要为希腊问题负责的理由很牵强。要记住欧洲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的联盟，而中国的储蓄是很多穷人的储蓄。从逻辑上说，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分担负担是有原因的。“沃尔夫先生忘记的是，债权人不介意支付第一张支票，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支付第二张、第三张乃至所有未来的损失。这是一个道德风险问题，需要‘硬预算约束’。”
站在更理性的角度来看，与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而投入的人道主义救援不同，对欧洲经济的援助，其实与道德无关。正如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刘剑雄所言，国际经济领域根本不讲究“助人为乐”。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爆发债务和货币危机，美欧方面索取的救援条件，真正地体现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新育日前撰文指出，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40亿美元救援资金。这40亿美元包括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
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
更有甚者，美国在救援协议初稿中还要求墨西哥为获得救援资金支付1亿美元的服务费，只是由于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断谈判以示拒绝方才作罢。“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向重债国家、90年代向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国索取的条件，与此相比，不相上下。”
2010年春晚，赵本山小品《捐款》里有句台词：“美国人牛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镜头扫过，台下满是会心大笑和鼓掌的观众。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借钱就是求人，总要有个适当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