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伪城市化”道路 不为未来留后遗症
记者：从1986年实施《土地管理法》到1998修订《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标准呈倍数增加，很多已突破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30倍规定，但纠纷有增无减，怎么看这一问题？
甘藏春：从计划经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很低，但纠纷不多，因为那个时期采取安置为主、补偿为辅模式，被征地农民进城转户口，安排工作，适当地补一点钱。
随着建设规模扩大，需安置农民大量增加。从1998年开始，基本采取货币补偿为主、安置为辅。这个模式应予反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主体独立承担风险能力不足，因此2004年国务院提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补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从货币补偿向货币补偿和安置并重模式转变。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完善补偿安置制度上。
记者：补偿和安置存在什么区别，从中产生了什么弊端？
甘藏春：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财产市场价值对农民进行补偿，征地安置是按社会公平原则，由国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保障。两者完全不同。捆在一起，花了不少钱还是有不少矛盾。从长远看，分开可以解除社会稳定后顾之忧。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
被征地农民安置，应该在征地成本中加大。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造成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现在进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因此最大问题是下定决心，将被征地农民城市化作为改革重点。究竟提高多大幅度，要有关部门进行测算。
记者：全国法制宣传日即将到来，国土资源部开展“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主题送法活动，目标何在？
甘藏春：土地集中了各种社会矛盾，征地拆迁引发纠纷、信访问题突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推进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研究情况，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要促进全系统学法、守法、用法，自觉崇尚宪法法律权威，由衷信仰宪法法律精神。同时引导群众采取法律方式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捍卫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现在征地纠纷很多，群众未能充分运用法律渠道，这个难题如何处理？
甘藏春：现在对征地纠纷的裁决，应该说，基本上法律救助措施不明确，出现纠纷基本上是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这不是长久的、常态管理方式。在探索由法院裁定、政府执行等模式可行性同时，要考虑挖掘中国传统的民间治理模式，建立类似仲裁机构，包括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多设几道防风墙，逐步化解矛盾。
目前非法征地往往涉及多种责任，既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中虽有非法征地罪规定，但因为对该罪的确定有一个营私舞弊的前置条件，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人因此追究刑事责任。为便于认定和实际操作，对于非法征地给被征地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可以考虑按照侵犯财产罪来认定，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并要求赔偿损失，从而形成更直接有效的法律威慑。总之要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力争扎实稳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使征地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矛盾焦点，不给未来社会稳定留下后遗症。(记者 王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