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江泽民时期，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与邓公南巡有关，而根本上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两代领导人共同导演，完成转型。
在那一时期，技术上又有了进展，“新经济”虽然后来曾被认为一个巨大的泡沫，但由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却不容回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并未如同东南亚国家般崩溃，即使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2001年，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由贸易引发的全球合作早已持续了数十年，尽管政治主权依旧各自保持独立，但经济合作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已相互依存，分工日益复杂。
GATT(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在1948年生效。在此后数十年里，它调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一种开放和竞争的理念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快速传播，它最终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GATT主持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它要求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市场准入、增强规则机制的透明度。它推动经济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WTO是GATT的升级，它成为指挥各个经济体的领袖和家长。经过融合与冲突，WTO与中国终于找到了定型的机会。中国的政策与西方工业国不同。在中国，贸易保护是习惯性措施，虽说内中有差别，但仍尽其可能谋取国家最大利益。
整个亚洲都习惯于首先保护自己，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之梦的破灭，受战争摧残的亚洲国家相互极不信任。加上亚洲处于多种意识形态交锋之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君主制在多年斗争中，无法形成同舟共济的局面。
日本最为典型，一旦风吹草动，便极不负责任地宣布日元贬值——这与它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相符。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即意味着内敛式经济政策的垮台。开放、竞争、平等、共同承担风险……经济行为需要在新的游戏规则之下成长与扩充。
中国经济早期为封锁困扰，领导者却在这种环境下感到舒适。进出口既然不能进行，正常获得外汇的渠道就遭遇封闭。在1970年代以前，既然不能受到西方工业国承认，参与全球化则不可能。况且中国当时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不能自拔，终于错过了早期经济发展最好的机会。
现在回头“算旧账”，似乎已无意义。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此后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改革的仲裁，不啻为明智之举。在此后二十多年中，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严格的管制既从他们手中放开，经济亦得以快速发展。观念开放也使人们有机会讨论更多问题，最终选择竞争和贸易自由化。
第143个成员
那一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经过多哈会议，中国成功入世，人们的狂欢之后，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角度对中国入世展开对话。漫长15年，在获得结果后，意义往往被人忽视。
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写道：“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开放与竞争，就没有理由对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满怀忧虑，因为WTO对于我们的最终价值在于，它能够对国人较长时间处于相对凝固和禁闭状态的思想观念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双赢”已经被找们谈论了太多的时间，历经15年艰苦的谈判，这种“双赢”终于被浓缩于多哈短短的8分钟，被定格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镜头中。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在签字仪式之后，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中国入世，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我们发现，出现在多哈会议上的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面对全世界的目光，除了微笑，更多的是平和。他们清楚，15年艰苦的谈判之后，中国只是赢得了参与制定比赛规则的机会，而不是比赛本身。中国加入世贸，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承诺，更是国家对国家的承诺，是法律对法律的承诺；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机遇与挑战的共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巨变当中，在一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大时代里，我们和我们的英雄们甚至来不及往前看，未来就跑到了身后。
在曾经冀望的未来当中，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在前一天晚上，外经贸部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法律文本。没有仪式，没有掌声，中国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第143个成员。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入WTO的，还有台澎金马的入世。它们的入世，意味着整个“大中华区”都告别了“亚细亚孤儿”的时代，可以集体享用全球化的盛宴了。
双赢
让我们继续回头看。
在15世纪，中国人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才华，一名叫郑和的太监率领着政府的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当时的奇迹。这七次壮举曾被认为中国寻求世界范围承认的努力，而事实上，明成祖朱棣仅是希望炫耀武功，广布王道。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建文帝流落海外，而作为叔父的朱棣则非要得到他的死讯方能心安。
得到不见得由衷的颂扬与敬仰，失去滚滚白银——这种入不敷出的开放行为并未得到持续。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斯·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世界的门槛上后退并回到本国的。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努力，甚至制定一种政策来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