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公共焦虑：丧失道德底线 幸福也将远离(4)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