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用工荒藏阶段性矛盾 让农民工分享改革红利 (2)

　　侯风云简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民工潮”开始，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年龄在50岁-60岁之间，这批农民工出生在1950-1960年代，又恰恰是生育率最高的时段。

　　“简单一算可知，第一代农民工在岗期间，实际就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时段。”侯风云推算，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二代农民工，正好赶上低生育率时期，从绝对量上来说，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远不及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变老，第二代农民工变少，‘用工荒’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以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基础，它实际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短工化”趋势加剧

　　实际上，春节前后，省内各地密集举行的劳动就业促进会上，仍旧不断传来供需两旺的好消息。山东省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毕京福告诉本报记者，就现阶段而言，我省就业领域的主要问题仍旧是促进就业。

　　那为什么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些企业就会大喊用工紧缺？在毕京福看来，一方面是技工紧缺，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择业空间更广了。

　　“去年在你这里干，但今年还来不来就难说了。春节假期，农村进城打工者基本都会面临一次再选择。”毕京福分析认为，这种情况在年轻一代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田君对此感触就很深，创业8年，跟他打拼的员工，最长的一个干了3年，其他多数干了一年左右就选择了离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月8日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70后”的单一工作年限一般超过4年，而“80后”、“90后”每一份工作的平均年限则大大缩短，1981年出生者平均每份工作还要做三年多，而1991年出生的受调查者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高流动”和“水平化”特征显著。

　　“高流动”、“水平化”的就业特点实际就是临时工化，因为没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务工人员对岗位的选择必然会变成对高工资的寻求。毕京福认为，“务工人员频繁离岗择岗，表面看是就业选择空间拓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急待强化。”

　　一味加薪行不通

　　跟田君的选择一样，面临“用工荒”，绝大多数企业主仍把提高工薪水平、改善用工环境作为首选。

　　自1994年11月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来，截至2011年3月，山东省先后九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具体岗位工资的提高幅度可能更高，比如田君，去年给员工的最高许诺还是年收入3万元左右，现在他已经决定加码到4万元。

　　但一味加薪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吕文国去年为工人普涨工资30%，但并没能阻止工人的高频流动。

　　其实，中小企业也不见得有足够的能力以涨薪的方式来应对“用工荒”。秦庆武就提到，现在多数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都已大幅上涨，占到整个经营成本的10%甚至是30%，加上融资渠道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其利润率已经大幅压缩，很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已经没有能力应对用工成本的持续上扬。

　　“半城市化”之忧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用工荒”的持续蔓延实际暗藏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矛盾。毕京福坦言，如何进一步落实强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一直是他们重点调研的课题。

　　“解决了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后，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夫妻团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是否都能解决？”侯风云跟踪了解一些进城务工者的情况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关注工作以外的东西。

　　“与在城市赚钱、回农村生活的父辈相比，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而不只是做‘候鸟’。当他们在劳动力人口结构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其内心的期望必然会成为影响劳动力供求形势的重要因素。”侯风云认为，城市只有全面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才能化解。

　　这其实也是田君的期望，虽然已经在这个城市打工10年、创业8年，但为了将孩子送进一家公办幼儿园，他正准备去交一年2000元的借读费。

　　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