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中美经贸破冰的见证者

　　“４０年前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给了可口可乐一个新的机会。”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区总裁鲁大卫，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４０周年之际在上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回顾。

　　１９７９年，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一种冒着气泡的棕褐色液体，被装进玻璃瓶，坐着火车从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共有３０００箱。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大陆市场，被视为中美关系融冰、建立经贸往来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上海公报》写道，“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买一赠一”、巨型霓虹灯、体育电视广告等市场经济的“新花样”随着这款饮料为中国人熟悉，悄然改变着城市和乡村的消费习惯。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１８０多倍。鲁大卫说，以可口可乐为例，从１９８１年北京五里店的首条装瓶生产线投产，至今在中国大陆已有４１家装瓶厂，公司在华累计总投资达５０亿美元，员工总数达５万名。

　　《上海公报》发表那年，大卫还只是一个１０岁男孩。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间，他在华盛顿看到了来访的中国乒乓球队以及体操队，中国体育运动员的朴素着装和精彩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长大后渐渐明白，这叫“乒乓外交”、“体育外交”。

　　当年轻的大卫在１９８８年加入可口可乐公司时，他得知，《上海公报》诞生后不久，在１９７４年的广州交易会上，可口可乐与中粮集团已开始建立联系。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正式建交后，运抵北京的首批３０００箱可口可乐，成为当时最先进入新中国境内的美国驰名商品。

　　颇具戏剧性的是，对大卫而言，他比那３０００箱可口可乐更早抵达新中国。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７年间，中美关系融冰后，大卫随当外交官的父母在北京居住了２年多时间，他成了当时京城里少见的洋学生。

　　“我在三里屯的北京五十五中学就读，整所学校只有我一个外国孩子，我这个‘６０后’，经历了学工、学农、学雷锋；我和中国同学一起跟着解放军做体操，还做眼保健操；我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上到处跑，对身边的一切都很好奇。中学时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爱上了中国和这里的人民。”

　　直到１９７９年的某一天，还在读书的大卫从香港返回北京度假，在故宫游玩时意外地买到了一瓶可口可乐。“在承载千年文明的故宫，居然能买到美国的可口可乐，我当时很惊讶，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真的发生了。直到后来，我加入可口可乐公司时，我猜想那大概就是最早重返中国大陆的３０００箱可口可乐中的一瓶吧。”他说。

　　１９８８年，可口可乐在上海合资的申美饮料厂即将投产，刚刚进入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不到半年的大卫接到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要为参加上海申美饮料公司开业典礼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当翻译。中文“底子”不错的大卫心里其实很紧张，因为洛德曾是基辛格的助理，是真正的“中国通”，不过最终大卫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随之，他又被公司派到海南岛独立主持新建装瓶厂的工作，在那里他与来自中国各地的４５０多名年轻人一起建厂、创业。

　　从海南岛到北京，再到上海，大卫的人生与太平洋两岸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亲自负责和参与了企业与上海特奥会、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上海世博会的合作项目，他带领企业员工为姚明、刘翔等“中国面孔”加油喝彩。他认为，这是在将年少时所看到的“乒乓外交”“体育外交”进行一种美好的延续，可以搭建起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之桥。

　　“今天，在关注中国城市市场的同时，我们将眼光投向广袤的农村。我们积极参与了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设厂。”这位总裁告诉记者，“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可口可乐整个系统已确认将在华追加４０亿美元投资。”

　　他还介绍说：“身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可口可乐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也十分热心促进中美贸易和投资，前不久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高规格活动上，穆泰康再次强调，‘希望看到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增加，这是必然的趋势’。”

　　鲁大卫把自己比作“《上海公报》的孩子”。他说：“我从１９７５年开始参与见证了中国整体的变化，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中国将不断发展；我很高兴看到，早期改革开放令更多的外国人把先进理念带到中国，而今更多的中国人赴海外留学、旅游，中国和美国正在相互学习。”“就好像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去学习一样，我是从美国到中国学习的一个较早的样本。”

　　而今大卫又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北京三里屯的五十五中学，教导孩子与中国同龄人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汉语。“我很高兴，孩子们的中文比我还好。”大卫谦虚而富有自信地说。

    记者　许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