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环境大逆转 新兴经济体如何接招

　　在全球货币环境逆转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将长期面临资本外流之苦。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已呈现十分明显的三重分化，其中，中国作为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一类国家代表，无“近忧”但有“远虑”。因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做好相关预案。

　　记者张环北京时间3月20日凌晨，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宣布削减100亿美元资产购买，标志着货币政策正从“危机模式”切换到“常规模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全球货币环境逆转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将长期面临资本外流之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年初以来的包括土耳其、泰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遭遇大规模外资撤离，股票、债券市场损失严重，汇率大幅下挫的“伤痛”还历历在目，或许，新一轮金融动荡即将来袭。

　　对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边卫红、研究员徐奕晗认为，尽管前一轮危机的“重灾区”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终归是“个案”，但也不可忽视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的趋势性、系统性的压力。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已呈现十分明显的三重分化，其中，中国作为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一类国家代表，无“近忧”但有“远虑”。“因此，我国需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做好相关预案。”边卫红说。

　　QE淡出凸显金融脆弱性

　　如果说去年年中时，印尼、印度等国遭遇的为期数月的金融动荡只是一次“预演”，那么，自去年12月美联储正式开启QE退出序幕起，新兴市场国家便彻底进入“后QE时代”的“噩梦”之中。尽管在2月下旬以来，金融动荡略有平息，但近期又有抬头的征兆。

　　在边卫红看来，金融风险再次升温体现在三大方面。作为首要因素，QE政策退潮加剧了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在持续极寒天气的摧残下有所放缓，但最新数据显示，国内的工业产出、汽车和家用电器销售及房产市场都呈现回暖迹象，经济有望在本月“解冻”，因此，美联储继续推进货币政策调整。据全球新兴市场证券基金研究公司(EPFR)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5日，新兴市场债券基金年初至今已遭遇115亿美元的资金流出。

　　其次，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自去年12月起，实体经济增长就呈现超预期下滑迹象，工业增长值连续两个月回落，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据估算，今年一季度GDP增速大约在7.2%左右，滑向政府目标的“下限”。“中国经济放缓降低了对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对资源出口型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负外溢效应日趋明显。”她说。

　　“当然，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无疑是这一切的根源。”徐奕晗补充道。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发达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得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掩盖了自身的弊病，延缓了大多数国家必要的结构调整步伐，使得当前部分国家过于依赖外债，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赤字等问题凸显。去年，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和土耳其曾被戏称为“脆弱五国”。今年以来，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也被纳入其中。

　　新兴市场呈现三重分化

　　当然，新兴经济体的“阵痛”已不再是新闻，倒是在新兴市场股票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印度股市近来持续高位运行，令人眼前一亮。继3月18日盘中创下22040.72点的历史新高后，19日印度敏感30股指再度收于21832点的历史高位附近。对此，花旗银行进而表示将“超配”此类市场股票，称年初发生的金融动荡或是投资者过度恐慌所致。

　　“作为典型的‘双赤字’国家，印度资本市场疯狂‘吸金’或许只是短期现象，不具备趋势性特征。”边卫红认为。她进一步分析称，尽管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进一步分化，而印度、印尼等国并不是最健康的一类。目前，这些国家虽然债务负担较轻，面对资本外流没有短期内的筹资还款压力，但依然存在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长期来看，需动用本国外汇储备才能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逆差问题。

　　此外，阿根廷、智利、土耳其、南非等国作为高杠杆、国际收支失衡和高外债的国家的代表，处境最为堪忧，其中尤以阿根廷和智利等南美国家为最。“可以说，这类国家在金融风险来临时根本无还手之力，国际资本流动的风吹草动都会触及货币大幅贬值，因此，货币政策也随之大幅变动。”她提到。第三类国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通常情况下，可细分为能源出口和矿产、工业金属等非能源出口国，前者对美元升值、地缘政治因素较为敏感，例如俄罗斯，后者则对全球经济贸易复苏能力和外部需求较为敏感。这类国家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不振的冲击，出口收入减少，但短期内并不会出现严重的收支失衡问题，面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

　　中国无“近忧”有“远虑”

　　那么，经济全球化和溢出效应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又将受到哪些影响？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边卫红认为，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具备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但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产能过剩、房地产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均存在着潜在风险隐患的情况下。“鉴于此，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监测，完善预案，积极应对。”她说。

　　具体而言，考虑到QE退出的负外部性可能阶段性发生，短期内资本频繁流入、流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一种常态，相关部门必须警惕短期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冲击。首先，高度重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状况，全面加强对全球流动性变化及走势的监测分析，提前做好调控预案。其次，高度重视并严格防控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等可能引发的各类金融风险，避免内部问题与资金外流等外部因素形成共振。此外，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金融业发展活力和效率，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最后，面临国际资本流出的压力，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紧张的状况，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提供资助，启动与相关国家的货币互换，在一定范围内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类金融产品和信用，借机加强人民币在跨境结算和投融资领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