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时49分报道，年轻、瘦削、随意，步履匆匆，这是他推门而入时留给现场的第一印象。迅速作答、语速也很快，这是他侃侃而谈时留给话筒对面的第二印象。他就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对于把“经济恢复”为第一要务的奥巴马政府，盖特纳无疑是总统的第一助手。上任18个月之后，他因为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来到中国。

　　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推出封面文章——《专访盖特纳》。他与中国的缘分很深，常常回忆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北大的那段日子，这是不是透露出一种盖特纳式的外交方式呢？作为一个总是站在风雨前沿的经济人物，盖特纳如何回应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自己家里正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金融改革呢？中央台记者柴华对《新世纪周刊》国际新闻部主任黄山进行了采访。

　　柴华：盖特纳与中国的缘分早在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对中国了解颇深的美国政治家，他此行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意图的？或者说他是以一种怎样的行为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黄山：我觉得这次盖特纳来，主要还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知道就是在战略经济对话的第二天，他分别去了中共中央党校，跟在座的30多位学员进行了交流。这其中他特别提到，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1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暑期学习汉语的时候，曾经在街上看到一位中国人，那个时候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当时国人对美国人非常好奇，他在天坛附近遇见一位国人上来跟他打招呼，问他从哪一国来，因为他当时在北大的宿舍，可以看到“打倒美国”的标语，所以盖特纳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还是告诉那位中国人“我是从美国来的”。结果令他出乎意料，我们的同胞跟盖特纳说，他说我觉得中国跟美国非常像，我们都很坦诚，都很开放，我们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30年前，中美建交大门打开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以盖特纳无论跟中央党校的学院进行座谈，还是接受财经方面的采访，他都强调这个故事。我想他通过这些比较小的细节，首先展示了中美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中美之间也存在相当多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前刚刚建交的时候。我觉得尤其在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各个城市的交流往来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所以我想盖特纳实际上做到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处处体现了一种人文交流的基本面到最高层次这样一个全方位交流的格局。

　　柴华：目前欧洲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里难以自拔，此前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美国的"阴谋"，盖特纳对此怎么看？

　　黄山：盖特纳在专访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看法毫无根据，他说只是企图将注意力从根本问题上引开。在盖特纳刚刚接受我们采访以后，他赶往伦敦，与英国新任的财政大臣、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德国财长进行见面，通过他跟我们的采访讲到，实际上没有“美国的阴谋”这样的看法。虽然美国对欧洲的同行批评，但是总体而言他还是希望美国在2008年的救市经验能够被他的欧洲同行所采纳、美国的经验，特别是盖特纳同他欧洲同行之间的交流，为欧洲在短短一周之内，从水枪变成火箭筒这样的过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总体而言，现在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欧美作为两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欧美携手，包括跟新兴经济体携手应对危机是大势所趋。所以盖特纳通过他刚刚结束中国的访问马上到欧洲去，总体对他们的看法持肯定态度，希望欧洲走的力度更大，措施更强。

　　柴华：用一句不知是否合适的话来形容，“盖特纳是一个总出现在危机关头的经济人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在他看来美国现在的金融改革，能拯救自己么？

　　黄山：实际上从他上世纪90年代在财政部期间，他就已经经历了日本衰退的10年，墨西哥、俄罗斯以及21世纪初的高科技泡沫，到后来2008年的危机，今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看到在很多时间他都是作为直接参与者和政治拍板者。作为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用“总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头浪尖这样的人物“形容他非常贴切。至于谈到他是否能够拯救美国的金融改革，拯救自己，我们和他的对话过程当中，觉得盖特纳美国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金融的安排，总体是比较自信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作为盖特纳标志性的举动，通过对美国十几家大银行的压抑测试恢复了市场的信心。

　　在采访中，盖特纳说“我们要在稳定、韧性与创新、竞争之间寻找平衡，过去是失衡的，危机产生这么大的破坏力，改革的基本策略是确立一个更有韧性的系统，有更厚的冲击缓冲层。美国这种经济数据虽然是喜忧参半，但总体上来说，相对于欧元区或者其他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复苏相对而言走在比较正确的轨道上来，未来的路也很长。”我相信这是他作为财长，至少在本届奥巴马政府任内他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让美国能够继续在稳健的、可持续的、复苏的道路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