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是任何谈判的核心，气候谈判也不例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以帮助它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但规定是规定，要发达国家拿钱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出钱难

　　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即“体制内”用于气候变化的基金主要有4大块。第一是“全球环境信托基金”(GEF)，总额为43亿美元；第二是“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有9000万美元；第三是“最不发达国家基金”，1.8亿美元；还有“适应基金”，8000万美元。这些加起来还不到50亿美金，与应有的数额相比是非常少的。据联合国公约秘书处估计，203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000亿美金应对气候变化。

　　如此有限的资金，不仅大大延缓了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的步伐，而且使得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这些有限的资金而相互竞争，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发达国家可谓一箭双雕。

　　即使到了哥本哈根会议这个紧要的时刻，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诚意和决心仍然不足。英国首相布朗不久前提出倡议，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拿出1000亿欧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其中的220亿-500亿要来自公共投资而非私营部门。这一提议受到了联合国的赞赏，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赞赏之余，接着补充说，这一融资力度远远不够。

　　分钱烦

　　钱不够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除此这外还有更大的困难。对于贫困负担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降低贫困人口比例，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工作必然优先于发达国家所重视的“减缓”措施的研究和实施。在发展中国家看来，现有的体制内资金机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援助资金使用方向的规定过于严格，受援国对资金的申请和使用没有主导权，很难将得到的援助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真正急需的领域。

　　此外，各方在资金的管理和审批上也存在不少争议。目前，资金的申请、审批程序复杂，操作不够透明，使得发展中国家为拿到少量的钱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在资金管理方面，机制内资金主要由联合国机构直接或委托其他机构管理。但发达国家提出，委托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专业机构代管，但由于这两个机构在历史上更多地充当了发达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因而这一建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由发达国家倡导的公约外资金虽然有利于开拓新的气候资金渠道，但对于公约内的资金机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公约外资金一般按出资额决定主导权或投票权，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决定权非常有限。发达国家还倾向于将公约外资金纳入官方发展援助，实际上逃避了气候资金的“额外性”，形成在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上额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助。

　　花钱乱

　　而在前述四大基金中，专事“减缓”的“全球环境信托基金”所拥有的资金总量却占据了近九成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所看重的“适应基金”仅有8000万美元，仅占现有总额度的1.7%。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捐献”出的援助的资金有相当部分实际上被它们自己享用了。对此，发达国家的说辞是，四大资金是互补的，对于全球来说，减缓比适应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力建设比具体行动重要。再说，资金问题单靠政府不行，应主要依靠市场办法解决，大力动员私营部门参与；而技术大部分属于私营部门所有，用资金来支持技术转让实在有悖于市场规律。

　　另外，公约机制外资金的设立对公约内资金造成现实的分流。2008年7月，世界银行理事会根据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决定，正式批准设立了“气候投资基金”(CIF)。该基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使用先进清洁技术的“清洁技术基金”，另一部分是支援相关国家实施保护森林等计划的“战略气候基金”。该基金当时就获得了发达国家61亿美元的承诺，其中50亿用于“清洁技术基金”，11亿用于“战略气候基金”。据估计，3年后，该基金的总规模约达100亿美元。

　　公约外资金的规模远远大于公约内资金，不仅挤压公约内资金的规模空间，而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裂，妨碍国际气候谈判进程。CIF是一个典型的公约外基金。该基金对发展中国家依据发展水平分类进行资助，严重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委托世界银行托管，失去了与公约的直接联系。目前，已经有墨西哥、埃及、土耳其向“清洁技术基金”提交了投资计划，一些落后国家已入选“战略气候基金”项目。

　　哥本哈根会议一开始就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但目前的焦点还仅是在各方对于减排份额分配的争议上，如果算上上述援助资金的“三重门”，无疑更进一步加重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负担。

　　(作者曹荣湘 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