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中央贯彻落实厉行节约要求和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情况汇报会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次与近三年同期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55.36%和53.23%；中央部门共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费用5.97亿元，各地区共压缩152.09亿元。(9月17日《人民日报》)

　　应当说，这是一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艰难局势下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报告清单。一段时间来，数起因为发票遭网友曝光而被揭露的公费出国旅游丑闻，引发了社会广泛热议。在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4万亿投资的背景下，公共资金如何避免被用于政府自身支出，也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上述种种关切，年初，中央专门就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和制止公款出国旅游问题做出规定。半年来，因公出国同比下降一半，“三公”支出压缩150多亿的数据表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取得了阶段性效果。

　　宏观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增幅放缓，在共克时艰的大局之下，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当然是必要的应对举措。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危机的影响逐渐远去，经济全面复苏的迹象日趋明朗，政府的“紧日子”就可以告一段落。因为，从本质上说，政府“过紧日子”不是权宜之策，乃是长远之计。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并不是经济增速放缓才暴露出来的问题，降低行政成本的压力一直存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十二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到2006年上升到18.73%。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据2008年4月《瞭望》周刊)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它在行政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成本，但是政府行政成本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就政府自身而言，它所能掌握和运作的资金是一定的，如果自身消耗占比过高，那么势必会对民生支出等项目产生挤出效应。当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政府支出的时候，最常见的办法是通过税收等措施，加大政府在社会整体财富中的分配份额。无论是从财政小蛋糕，还是从GDP大蛋糕来观察，大手大脚的政府支出都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幸福感的建立。因此，廉价的政府、在自身支出上会“过紧日子”的政府，是社会的恒定期待。

　　控制政府部门的自身支出，短期来看需要从解决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抓起，从填补已知的漏洞抓起。对于公款出国旅游的治理，以及压缩“三公”支出的努力，正是遵循了这样一个思路，并且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效果。长远而言，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希望应当超越各种单项治理，最终建立在财政预算的严肃化、细致化和科学化基础之上。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还是从技术效果上来看，改变当前粗放式、划块式预算规则，都显得相当紧迫。

　　只有将“三公”支出真实有效地装进了预算的笼子，政府自身的种种支出才能从根本上“紧”起来。当然，包括财政信息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是加强预算监督的题中之义。“三公”等政府自身支出，在经过政府部门严密的预算编制、人大的认真审议、审计机关的跟踪审计和社会各界的公开监督之后，应然的“过紧日子”会变成一种让人期待的实然状态。(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