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彭兴韵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将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确保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事实上，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激荡及即将迈入衰退周期的全球经济前景，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将是中国为稳定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怎么看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理解“保增长”的重要意义？在日趋复杂的局势下，我们又该如何实现“保增长”？

　　从容应对：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变成一场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全球都卷入了次贷危机的旋涡之中。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各国股票市场不断刷新数年来的最低纪录，许多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投资者仓皇四顾、信心严重受挫；前景阴霾沉沉，失业率攀升，一些国家工商业凋敝日益严重，企业家悲观情绪蔓延……这场危机促成了全球少见的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宣称誓与危机坚决抗击。

　　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中国自不例外。中国资本市场切实体会到了当今金融危机传染之快、影响之深。不光是股票的市值缩水了，而且鉴于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加剧信用风险，过去一直具有信贷扩张倾向的银行也开始变得谨慎，经济周期性的信贷紧缩迹象已明显表露，通过这一链条，危机还将继续侵蚀中国实体经济。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应当说，这一次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外部环境较为恶劣的阶段之一。

　　外部环境恶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有所体现。自去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率已连续4个季度下滑。与之相对应，今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率也有所下降，真实固定投资增长率也已下降到了17%左右的水平。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都因体力透支放缓了速度。此外，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最活跃领域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不断恶化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越来越明显。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已进行了相应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正悄然向“保增长”方向转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明确阐述：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

　　10年前，在迎战亚洲金融危机那场严峻挑战中，中国经济能够安然度过，保持全球增长最高的纪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摆脱了那场危机的阴影，重新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今天，国家和政府的财力已不是10年前可同日而语，宏观调控手段和艺术也日臻娴熟与成熟，中国抵御国际经济恶劣环境的综合能力，已今非昔比。尽管前一阶段严重通胀影响了真实投资增长，也削弱了消费增长，但我国内需、投资和消费仍保持一定增长动力，宏观政策已具备转向空间。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表明，在世界经济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中国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9%，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总之，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作为可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给我们经济前景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多年来的改革增强了中国金融抗风险的能力。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当前经济环境和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指标变化，不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的、尚有诸多潜力待开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换个积极的角度说，中国遇到了难得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而这，正是我们过去所一直期盼的。

　　扩大内需、技术进步：“保增长”需锻造新动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大有可能向经济危机转化的情况下，中国转向“保增长”有很强的现实需要，但也面临不小挑战。

　　先看出口。在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的状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大量增长的基础不复存在，净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况且，依靠贸易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到那些经济增长更加困难、或有贸易逆差的国家的反感和政治上的抵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摩擦成本上升。因此，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应当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支持。

　　再看投资。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也是靠国内高储蓄、高投资推动的。若经济增长没有得到技术进步或其他非要素投入的支持，那么，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要维持既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就应当螺旋式地上升。这正是中国过去30年来的现实状况。现在，实际固定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企业家信心有所回落，私人部门的固定投资热情有所降温。随着主要产品价格的下跌，企业家的情绪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低落。因此，从国内支持的投资这个因素看，至少在近期难以推动经济出乎意料地快速增长。

　　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全球首屈一指。过去30年来，中国不断上升的储蓄率为中国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这是中国维持高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在另一方面，高储蓄即意味着消费受到了抑制。现在，贸易顺差和真实投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这正是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

　　今年以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强，这是我们多年来期盼的一个积极变化，但尚未达到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程度。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终目的而言，消费和体现于消费活动中的消费者福利应当是根本。因此，增加消费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对国外经济和国内固定投资的依赖，还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

　　要增加国内消费，当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这一方面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还应顺便提一句，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节制地消费，过多地寅吃卯粮，否则，今天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能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表现出来。

　　贸易顺差、固定投资和消费云云，都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将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盯在这三个方面，并无太多的益处。更确切地说，人们经常谈论这三个方面，都更多的是从政府的宏观调控着眼点出发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在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好的技术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既定的资本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改变中国这些年来高储蓄、高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型，为消费提供更大的空间。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以来粗放式的增长多于集约式的增长，结果加剧了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加剧了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不平衡。如今，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率先开始了结构转型，向技术含量高、对自然资源需求相对较小的产业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些质的转变，从所谓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技术进步和创新在逐步融入经济的细胞——企业之中。但是，这种结构的转型必定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程，它在短期内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引进技术、开拓市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增长率。而结构转型一旦完成，经济又会在更新的起点上、更健康的基础上快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