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茅于轼先生再次主张春运火车票涨价。按照茅先生的说法，“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黄牛党活跃”和“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这个主张能起作用吗？可以从最简单的供求关系分析一下。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春运期间的供求关系与平时是完全不同的。春运期间的供给不是随着价格上升而增加的，而是固定的。换句话说，即使免费坐火车，铁路部门春运期间大概也只能发送2亿多人次，不涨价也只能发送2亿人次，把价格“涨一点”也是2亿多人次，涨到“均衡水平”由于需求刚性还是2亿多人次。除非价格超过了这个均衡水平，部分人觉得回家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这样铁路发送的旅客量才会下降，能够支付得起高价的旅客才会减少排队，服务质量才会提高。

　　可见，票价达到“均衡水平”后，旅客数量和不涨价时相比也少不了多少，即同样也是铁路运力最大的程度。因此，所谓减少排队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火车上还是人山人海，提高服务质量也是空谈。春运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服务质量在春运期间是无从保证的，买票照样要排队，火车照样挤，这些代价即使在涨价之后旅客还是必须要付出的。

　　如果不涨价，寻租当然是很难避免的，旅客少付票价的同时必须多付一定的金钱，并转移到黄牛或铁路部门部分人手中。至于寻租严重与否，则取决于政府的打击力度。如果涨到“均衡水平”，则意味着大量的财富从旅客手中转移到铁路部门。中国春运的旅客发送量每年高达2亿人次，如果每位旅客涨100元，铁路部门就要从旅客手中多拿去200亿元(注意：每年铁路的客运收入约800亿元左右)。为了打击黄牛和寻租，非要将价格涨到“均衡”水平，让广大旅客付出巨大的代价，从茅先生主张的“社会成本”角度看，这是否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呢？

　　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开出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药方显然是过于天真，而且即使仅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分析，春运火车票涨价也是无法解决买票难和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的。显然，对于火车票涨价茅先生过于一厢情愿了。

　　□潘成夫(广东 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