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人借书困难动笔抄书 借书证如党证一样神圣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的土窑洞中诞生了。

　　从此，聚集起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作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的鲁艺，成为革命圣地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当时鲁艺办学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热情非常高昂。建院初期的鲁艺图书馆，大约只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图书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小说类里，俄国小说最多，有六十多种。要想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必须事先在图书馆的预约登记簿上登记。每一本文学名著的预约借阅者，往往有一二十人之多，一般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借到自己预约借阅的书。

　　在借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文学系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动笔抄书。最初只抄录诗歌、散文和较短的小说，后来发展到抄录中、短篇小说，长诗，直至剧本和长篇小说。

　　当时，最受热捧的抄本包括：外国的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果戈里的《死魂灵》、歌德的《浮士德》、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都德的《磨坊书简》、莱蒙托夫的《童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三姐妹》和《樱桃园》、普希金的《驿站长》、莫泊桑的《羊脂球》、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中国的有屈原的长诗《离骚》和艾青的诗等。

　　关于鲁艺的读书风气，曾任教务处出版科科长的胡征谈道，在鲁艺，“每人对自己的借书证犹如党证一样神圣”。“人和图书的关系，最终体现在争灯争油的坚持夜读的战斗中。”

　　本报记者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