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破还是立?教改《背影》依然
教材选择的基本原则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的”
法治周末记者 刘雅婧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这是江苏东海人朱自清,再现了1918年在火车站目送父亲背影离开时的一幕,之后,这一幕父子亲情,被定格成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文学启蒙读本。
世纪流逝,不同年代的人都或曾读过《背影》。
浙江人丁启阵生于上世纪60年代,20多岁时读朱自清。20余年后,他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写下近来引发轩然大波的《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
湖南人熊良柏生于上世纪70年代,读朱自清时已是一名中文系学生。多年后,他在北京四中初中校园里,给学生们讲述《背影》中的情感故事。“《背影》已经讲给两届学生听了”。
江西人刘一静生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9月将成为一名初中生,利用暑假预先学习人教版的初中语文课文,读到了《背影》,她说:“虽然我更喜欢郑渊洁,但这文章也挺感人。”
2010年6月24日,当《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一文开始在网上流传,一时间舆论形势近乎一边倒。
反对声音认为,该文脱离历史情景,以今人要求苛求古人,贸然颠覆经典,有哗众取宠,不重视民族文化传统之嫌。
关乎基础教育教材中的改编问题,《背影》并不是第一个引发删改争议的。是否要将鲁迅的作品剔除出基础教材,也一度在上世纪90年代几经争议。大背景是基础教育教材改革乃至教育观念改革寻求出路的数十年历程。
教材增减名作应秉持何种原则?语文教材改革争议不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对待经典和现代,当下需要怎样的文学?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法治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事件的核心者、教材编写者、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一线教学者和受教育者。
《背影》删除风波
事件导火索缘于《语文建设》2010年第6期,孙绍振教授的一篇文章《〈背影〉的美学问题》。
其中援引了2003年武汉某校初中生的观点“违反交通规则”“不够潇洒”进行批驳。认为《背影》中错位的隔膜的亲子之情,乃是文章不朽的原因。并在文章中以冰心笔下的“母爱”作为比较,提出“冰心的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本有逐渐消逝之势……”
丁启阵随后在6月24日的博客中以杂文随笔形式,以“父亲背影之美关乎民族病态审美”和“认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无伤大雅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理由,同时力挺冰心散文,反驳了孙绍振的观点。
接着反对声四起。丁启阵又陆续更新博文表明态度。内容涉及个人对待朱自清生平的研究,并列举论据表达了看法———名作不等于杰作,认为朱自清散文中枯燥、琐碎内容居多,人格魅力亦被放大了,不足以成为典范,应考虑从教材中删除。
6月30日的《法制晚报》登出了这则消息之后,舆论关注更达到前所未有之势。
北京风急雨骤,而《背影》事件的焦点人物———丁启阵此时正在绍兴度假。不知是否巧合,绍兴正是朱自清祖籍所在。
之前,以博客为问题论战的阵地,丁启阵更新到了7月6日。而关于是否该删除《背影》的争论已持续了大半个月。
7月10日夜,《法治周末》记者几经周折,让一直不曾公开回应媒体的丁启阵接受了电话采访。“学院替我挡了一部分采访。大部分的态度已经在博客上表明”。
“生活一切正常,没有受到这个事件的太大影响。”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虽然身处舆论风口,他在电话里的情绪显得非常平静。“家人很支持我,也有朋友当面对我说,并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觉得学术探讨,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
由于朱自清治学和为人颇受推崇,多数受访者坚决反对从教材中删除《背影》。
“读经典,要了解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意义,更不能脱离特定时代背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略有些激动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朱自清写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父亲”,也再现了“一个时代”中的父亲们,如何在世情动荡中挣扎着讨生活,又如何给儿子希望和安慰。“鲁迅也写父亲,但是朱自清写得最好。在选入教材之前,就有广泛口碑”。
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杨九诠也表示:审美有各种层次,不会因为父亲背影不美,讨过小老婆,违反了交通规则,所以对儿子的感情就是虚假的。
丁启阵表示,自己关注朱自清由来已久,早年也曾喜欢过朱自清,经系统研究,慢慢建立了对朱氏的系统看法。“我并非舆论所说,完全不了解朱自清,或者为了哗众取宠而故意发表惊人之语。我的看法不会因为反对声音居多而改变”。
挺丁启阵的声音同样存在着。一个叫做“北邙秋风”的博客作者,以中学老师的身份,表示读过丁启阵的大部分博文,认为“他并非一个治学不严谨,借经典作品炒作的人”。而是“用言论引发思考”。
如何面对经典和时代
近年来,基础教育内容的改动之风大盛。上世纪90年代的选金庸、删鲁迅风波,《水浒传》删除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的风波。更有近年来的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入选小学版《新概念英语》,例子比比皆是。
呼唤教材面貌创新,提倡对经典举起手术刀,丁启阵并不是第一人。经典是什么?如何对待经典?这个问题变得愈发明显。
熊良柏时任北京四中初中部语文教师。今年,他给自己的学生布置过一次家庭作业:让学生给父母读《背影》,请父母写读后感。
“作业很成功,很多家长写得好极了。”熊良柏说,这不得不让人反思,《背影》打动几代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家长们不仅是在写自己读《背影》的感想,更是在写自身对中国传统伦理精髓———孝道的切身体会。”
熊良柏曾带着学生们去清华园游玩,他指着荷花池告诉大家,这里就是产生荷塘月色的地方。“那一瞬间,叽叽喳喳的孩子们都很肃穆”。
“我不否认梁实秋和林语堂的伟大,但是在那一刻,只有一个治学严谨、绝食而死,写过《荷塘月色》和《背影》的朱自清,能让他们产生这种肃穆感”。
经典之所以称其为经典,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检验和数辈人的良心评估。杨九诠说,“朱自清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就算还没有定论,也已有了公论性的东西”。
商金林则补充说明,朱自清的文章早在解放前就选入高小教材,受到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推崇。在上世纪50年代曾因政治原因拿出了教材,后来又因多方呼声,重新选入教材。“大浪淘沙,大半个世纪以来,多少人被感动了,我们应该相信普通人的判断,这不是盲目,而是出自良心”。
而丁启阵对此的表态是:他同样尊重经典作品,但是他认为要改变对经典作品的认识态度和传播方式。“伟人之所以伟大,因为大多数人是跪着仰视他。经典不是不可质疑和颠覆的,文学批评应该平等地去看名家名作”。
“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在审美和道德上永不过时。”他说,“教材容量有限,让更好的东西进来,让不够好的东西出来,这是很简单、很积极的态度。”
“《背影》并非同时代写父子情最好的文章,我觉得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比《背影》要好得多。”丁启阵直言不讳。
关于教材中的经典作品取舍原则,选编者和教育学家却另有看法。
“改编需慎重,原则应是从宽不从紧。”杨九诠所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基础教育教材,他认为,教材不是报刊杂志文摘,需要稳定性和经典。而“典范的东西大多不属于这个时代,包含着穿越时代的要素,不能因为不是这个时代的就抛弃。”
“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是民族标杆式的。说他文字拗口就要删除,这是漂洗文化,很不对。”
杨九诠还举例说明:早期教材里的《荷塘月色》,曾把“刚出浴的美人”删掉过,这个大可不必,而古文《口技》中有夫妻做爱的声音,这对孩子来说,删除就比较合适。
“教材增减就和淘米一样,洗多了营养就没有了。审美应该有宽度和韧度。”他说。
针对删除风波,教育专家熊丙奇专门写过一篇《错乱的时空穿越,错乱的教育和学术》。
他认为,一些专家以现代进步观念要求当时文中的细节,这并不严谨。针对不同学科要有不同编辑思路,基础理论和人文修养更需要经典,而重视应用实践的学科,则需要时代感。
他还指出,社会风气相对浮躁,引导孩子认识经典关键在于教师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教材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只可能是引导学生的基本东西,教师需要选择辅助教学资料。
“过分强调教材中的时代性未必是好事,这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属性。”熊丙奇反问。“有学生说过数理化没有时代感,可‘牛顿三大定律’怎么会有时代感呢?它依然很管用。”
教改争议求解
统计显示,全国有80多家出版社在出版教材,而在基础教育教材领域,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权威,占了一半的市场比例。
《法治周末》记者在人教社网站上看到了“我为人教版推荐新课文”这一征集活动。
“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征集活动。”人民教育出版社宣传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教材改编通常随着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变更,修订周期通常是3至5年,5至6年。大的征集内容会包括是否删除经典名作,增加新的内容。
而根据学生和老师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对标点符号和语句进行部分修改,每年都会进行。
关于教材修改的社会各方意见,将在每年秋季开学前,由统一的教材编委会收集与酌定。
据熊丙奇介绍,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关于教材编写的争议,主要关于名家名篇,包括鲁迅的作品在内。第一次在推行素质教育阶段,对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的东西,整体教材有所摒弃,第二次是推行新课改之后,剔除哪些内容,增加哪些内容,争议比较多。
教材更改始终伴随着争议,问题何在?
熊丙奇说,首先因为言论日渐放开,包括丁启阵在内的各方专家,都可以通过私人或公开途径发表自己观点。意见如何不是重点。问题关键在于教材编写的程序本身。
“理想中的教材编写程序,是由多个专家编写,有多个视角,通过教材编写委员会,代表各方面专家,由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委员会进行对文章的把握。”他说,“教材出来后,由学校的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教育者权力的独立机构,去挑选,使得教材有多个版本,教材有竞争,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
而现在,教材编写受行政因素影响,只派几个专家编写,在编辑过程中,其他专家和受教育者的使用意见也无法表达。事后又用行政权力要求学校使用。“教材中的确容易因此存在片面和主观的成分,也可能导致使用时问题的产生”。
北师大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学校一般没有权利自己决定使用哪个版本的教材,通常由省级教育部门决定,例如北京市教委根据统一决策,决定哪些区使用哪些版本的教材。
这或许是教材面临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排除一些人因此找出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来引起对教材的关注”。不过丁启阵对此表示:相关言论与新一期的教材改编并无直接关系。
熊丙奇认为,教材选择的基本原则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的”。
丁启阵曾在国外多所高校任教,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国内统编教材容易出现言论一统天下、思想僵化的局面。在学习经典方面,鼓励向国外学习,在国内基础教育中引入类型学的方法,把国内的重要作家,例如鲁迅的作品,收入中学教材中进行专题研究。“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我们也需要用新的形式去理解本国的经典了”。
熊良柏也表示支持更宽容的文化氛围,“比如芙蓉姐姐入选《新概念英语》教材只是一个教材选取的角度,存在本身并无大碍,如果教师和学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选择使用这个教材”。
商金林说,自己并不是研究鲁迅的,但是对于时下动不动颠覆鲁迅,剔除经典的风气表示十分痛心。“我们的民族究竟还剩下哪些东西?现在什么都是外来的。要有更好的文学和教育,就应该更好地尊重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丁启阵:任何时期维护传统的力量都居多
《法治周末》:如何看待一篇文章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
丁启阵:我认为任何时期维护传统的力量都居多,我是一个走理想主义道路、喜欢轻松风格的人,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姿态和原则,在写文章上,我坚持的是“五四”以来的批评传统,坚持写杂文的路子,比较直接犀利。有十分话说十分,很容易得罪人。我坚持创新,赞同多向西方学习,我认为改革和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
《法治周末》: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批评声音里,有无被自己认可接受的?
丁启阵:在与我意见不同的声音里,很多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我们立场不同,他们是从现实角度来理解朱自清,而我是从理想主义角度。我依然坚持自己对朱自清的认知。
《法治周末》:此事是否会引起您生活和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丁启阵:事情暂告一段落,但关于这件事情的思考还在继续,我最近在思考该怎么更好地对待处理传统和创新的态度。包括进一步调整自己的行文风格和语言表达。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言论氛围的养成。
我觉得有更宽容的文化和学术氛围,才能更好地实践教育创造文学。但是现在这种氛围并不容乐观,很多人无法容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存在。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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