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唐山地震铁路抢修:总理华国锋让签军令状(图)

　　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李新

　　河北省雄县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长、科长、地区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调到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长、运输局长、铁道部党组成员、铁道部党组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7月28日

　　“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气出奇的热，一丝风也没有。李新结束当天的工作，离开铁道部办公室回到家，其实已经是28日凌晨了。

　　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时间的常态。那些日子，铁道部的八位领导成员，只有李新在部机关。他记得，“当时万里同志、黎光同志住进了医院，邓存伦同志病休在家，刘建章同志时来时走，崔修范同志协助郭鲁同志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鲁同志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那几天他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一段时间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这种状态，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我每天晚上专门处理一些急办的电报和文件。” 李新是位从基层干起的老铁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那几年，他是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铁路地区党委书记。1976年初中共中央组建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时，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运输生产工作，西山党组会议决定由他兼任运输局长。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国务院欢迎一位非洲总统的宴会。结束后，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急办的文件，他到家时差不多是夜里2点多了。“那天特别的热，热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说：咱俩把这床抬抬，对着窗户。刚睡下不一会儿，就给震醒了——并不是说一晃我就知道是发生地震了，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若干次，说要警惕京津唐张发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办公室，担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铁路受多大影响？什么状况？我很怕铁路运输乱了。因为周总理跟我说过多次——当然也不是开会作报告，是在平时的非正式场合。他说：李新同志，这个铁路运输问题，不要光看成是个运输。它的重要，是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你有多大的牺牲，也得保持通车。总理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的。”

　　3点多，李新到了调度台，从调度台得知京山、坨通两线线路中断了联系。这时，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同志给他打来电话，说唐山电务段的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给铁路局打了个电话，说“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两方面的消息对上号了。

　　确信唐山地区发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客车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顶跨度相当大，如果掉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是高绪进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顶没下来。北京站的书记、站长汇报情况时说，一地震，在候车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东西没顾得拿，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乱了，丢了不少东西。我说这好办，按照咱们铁路的规章制度，一律照赔。”

　　“我说，你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发列车要正常，不要积压旅客，因为集中在车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险更大。我说的这些，他们做了记录。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永定门——那时就这两个客车站，那儿也有旅客丢东西了。”

　　“这时候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参加紧急会议。但我其实是先回到了铁道部，派工电局长郭修真同志、工业局副局长刘宝瑞同志，马上乘汽车到唐山灾区了解现场情况。这事办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脏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领导早已坐在那里了。见到我，他们立即就问铁路受灾情况，要求铁道部要在运输上确保沈阳发至唐山方向的军列安全畅通，并要抽调铁路职工迅速抢通京山、坨通两条线路，尽快通车。当时还说中央准备成立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我留下来参加。我说我可参加不了，因为部机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留在这儿，好多事不好弄了。他们同意了。我还请求铁道兵部分指战员支持铁道部抢修线路工程，领导同意后，立即指示总参副总长张才千同志负责组织落实。”

　　“开会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开着会，唐山的李玉林赶到了北京——就是媒体后来报道过多次的‘驰报中南海第一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他们开着矿上的一辆红色救护车一路找电话报信，都没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灾情。当时李玉林浑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说话时的样子急得不行。我当时就在那儿呢。”

　　7月29—31日

　　一竿子插到底，直奔唐山抢修铁路

　　“那时铁道部由郭鲁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回部里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他当时不是在开全国计划会议吗，他说你不要等我了，我又犯心脏病了，计划会议我都参加不了了，你办就得了。”

　　“我就把部直属单位领导召集起来开会，成立了铁道部抗震救灾办公室，通报情况，研究抢修京山、坨通的方案，商定抢修工作面尽量展开多点开工，把任务分解开,以缩短抢修时间,争取早日通车。不同路局对应的每段线路每个项目任务、时间要清楚，要有专人负责，要有工作进度表。”

　　“派去唐山的那两位同志传来了消息：郭修真走的是南路，到了拦河大桥过不去了，他就从那儿去天津了；刘宝瑞走的是北路丰润那边，到中午11点多来电话了。在电话里汇报情况时，陪他同去的从唐山调来的一位干部是哭着说的，听得我很心酸。电话里他们说：盼着李新同志你来，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我一看情况，也是得去现场。唐山那儿，最上面是铁道部，然后是北京铁路局，再下边是天津分局，然后是基层的站段，这样的层级结构，紧急抢修时，按正常逐级领导的办法是低效的。当天下午我通知北京路局党委和部里有关人员一起开联席会，我和路局党委正副书记赵文普同志、林一同志主持。正讨论着呢，就赶上了下午6 点多那次大余震，我们这些人就从会议室出去，转移到旁边的一个露天篮球场，站着，接着开会。我说：救灾是人命关天，这个总指挥部不能设在北京，必须到现场去，就地解决问题，一切要快。大伙儿一致同意。商定铁道部直接领导唐山地区的抗震救灾工作，路局、分局领导参与部抗震救灾的领导工作。”

　　“最后定下来，第二天开公务专列到唐山北边的丰润站。丰润是离唐山最近的站，它所在的坨通线受损情况略好，北京路局工程队连夜抢修这条线。第二天早上9 点左右专列从北京站发车。实际上没能修好，有些路段还要一边儿走一边儿修，有时我们下车和工人并肩抢修。不干怎么办？急得我不行。直到天快黑时到达丰润。我们那火车一到，没多长时间，就来了200多伤员，有牛车拉来的，有背来的，有抬来的，伤员加上送伤员的亲属大概有上千人，呼天喊地，说救命，要上车，有的跪下磕头，太可怜了。劝说这些人可费大劲了，我记得后来是来了一支医疗救护队，就地为他们治疗。”

　　“丰润离唐山还有十几公里，一进唐山车就走不进去了，天也黑了，房都塌了，原来挺宽的路，这时连一车道都不足了。我们一直走到唐山火车站，都塌了。尸体有的处理了，也有的就撂在路边上，甚至路中间，你要走过去，还得扒拉扒拉。瓦砾间也有人在做饭，就用半拉的锅，砖头架起来，烧房子上的苇箔，贴死面饼子。没有哭的，这个很特别。”

　　“再往前走，到了开滦矿务局的开滦医院，它是英国式的房子，没完全塌，三层楼有个人，被压住半拉身子，穿着个绿地白花的小短裤，腿垂着，就那么挂在半空中。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印象极深。”

　　“唐山那儿铁路系统有7个单位，重灾区是唐山铁道学院，因为建在采空区，一年前中央批准搬到成都，一些老幼或者老唐山不愿离开，就成立了一个留守组。那里基本是平地了。一去铁路公安干校，我也哭了。那儿的负责人金爱——那时不叫校长叫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被砸死了，我跟他很熟悉，家属哭得死去活来的，我真是挖心一样难受。我干这么多年铁路，熟人很多，熟悉的人出了事儿，更是难过别扭。咳，一家一家都有具体的故事。”

　　“当时好挖的已经挖出来了，压在下面的挖不出来，因为没有工具，只好靠双手挖，手都没指甲了。看了这些，当时的心情说不出来呀，就是急。我说得千方百计找吊车而且得10 吨以上的，尤其是日本的15吨长脖儿吊车，不论干什么呢一律调过来救人用，它好用。后来在短时间内，一下集中了70多辆吊车。一连抢救了几天，基本上把有动静的都救了出来。据唐山市的干部讲：铁路调来救人用的吊车台数，占唐山市救人用的吊车总数一半以上。”

　　“我说，这次抗震救灾，领导方法必须得改变，在非常时期要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把部、路局、分局三级领导集中在一起连续日夜奋战。唐山铁路地区基层单位，受部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直接领导，重点单位部里派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但不参加任何接待活动，比如古冶机务段由部里派干部韩文藻同志，电务段部里派干部孔庆祯同志和站段领导共同负责恢复通车任务。要按要求列出时间表，同段领导共同包干负责到底，什么时间必须出10台机车、什么时间必须出20台机车，都得有规定--道路修好后，没有机车也不行。”

　　“机务段开会，大家都光着脊梁，穿着短裤，在大树底下，身上是红一块紫一块砸伤的。大家表态：只要线路通了，我们机车绝对保证上线。把幸存的火车司机召集起来开会、动员，有的受伤，胳膊抬不起来了，也表示：我能开。”

　　“进度随时向我汇报，有什么问题跟我说，我直接抓，别再闹逐级汇报，分局、路局，处长、局长的，来不及。这个非常时期的办法解决了震后一些忙乱问题，比如多层、多头、多环节指挥的问题，比如震后不少领导关心灾区不断去视察，一线干部轮番接待耽误时间的问题。”

　　“抢修铁路时还有意外的困难，民众在铁轨上搭了很多防震棚，因为他们认为，地震是天塌地陷，特别是唐山，有采空区，那么哪儿能不掉下去？铁路有两根钢轨，地陷了最后还能架着。说服动员群众离开铁轨的工作也很困难，特别费劲。”

　　“正这时，7月31日下午，国务院来电话找我，让我回北京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