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网络语言盛行,其特征是自主化、个性化、符号化、时尚化等,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本很不招人待见的文言文,竟一下子变得“时尚”起来,恶搞古文、古诗翻译在网络上广受网友追捧,有人还编成了一本书,号称“史上最邪恶搞笑古文翻译”,一些经典古文名篇成了被调侃、调戏的对象。
拿破仑说:“可敬与可笑之间仅距一步。”那些原本被历代中国人奉为至情至性至理、至真至善至美的文章,其“可敬”,却变成了“可敬而远之”。而正因其“ 可敬”,调侃它、解构它、颠覆它,让它变成“可笑”的对象,借此彰显自己的非主流、后现代,无疑让一些人获得了一种文化强暴的满足感,满足之余,还要编出书展示一下,美其名曰借此“可去发现文言文的可爱”,是种“情感上的沟通”。
所谓“史上最邪恶搞笑”不过是书商招揽顾客的幌子,网络信息传播的杂乱性决定了它本是泥沙俱下的传播媒体,一般人对此都有一定的警惕性,而一旦借助资本的力量让网络信息回流到传统传播渠道,“恶搞”的法力无疑是大大增强了。当然,无厘头的绝不是出版商。
表现诸葛亮至忠之情的《出师表》,开篇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在“黑道自白版”白话文译文中,被演绎成“你爹出来混,半道上给挂了;现在地盘又分三块,益州好像咱也罩不住了,这世道眼瞅着要杯具了。”刘备、诸葛亮都成了蛊惑仔,文中还充斥着诸葛亮对后主的呵斥教训,这样的译文能让人发现“文言文竟有如此惊艳的文字之美、节奏之美”吗?
恶搞古文,借经典文章之旧瓶装上通俗趣味之新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唐突西施,在低俗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刻画无盐。这样的“搞笑”文字,不能奢望靠它让文言文“笑着走下去”,只会让人担忧文化领域“劣币驱逐良币”,消解了传统文化的尊严与价值。
有句顺口溜说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作品在教材中已删减了不少,而作为“三怕”之最,文言文未见减少,于是就成了被戏谑的对象。大概这就是文言文被恶搞的一个“群众基础”吧。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心理宣泄看待,或许还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但若放任它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不断切割人们对经典的共识,甚至还称其为“新文化”,那势必让文化离“可敬”越来越远,而在笑声中“可笑”地不断向下坠落。
洪信良 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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