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变革文学观念的浪漫年代

　　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话题，成为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到了2006年，这个话题由于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和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再版，似乎有走热之势。查建英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甘阳说：“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这也许正是80年代的话题能够引发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心动的原因所在。

　　作为80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文学批评界的过来人，我对80年代自然也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有些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它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挥之不去。

　　■2005年3月·厦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

　　我是福建人，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却无缘与美丽的厦门谋面，而在80年代却两度光顾厦门，这都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也都与所谓的“闽派批评家”有关。

　　当年文坛上流传的所谓“闽派批评家”，其实是不成其为派的，说“闽籍批评家”可能更为确切，这是当年一批福建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组成的一个共同体，集合在《当代文艺探索》（福州）的旗下。《当代文艺探索》由福建省文联主办，当年是一个很有生气、很有活力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虽然它只生存了3年（1985-1987）一共出了18期，但在新时期文艺批评史上是留下了痕迹的。其编委除在福建的文艺批评家以外，还有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福建籍文艺批评家，像上海的潘旭澜、李子云和北京的谢冕、张炯、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和我，都曾是它的编委。1981年中国作协福建分会和厦大中文系在厦门召开福建省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的时候，上述不少编委都参加了，地点就在厦门大学。我就是在这一年有幸首次光顾厦门的。

　　我第二次光顾厦门是1985年3月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的时候，地点也在厦门大学。

　　80年代中期，具体说就是1985年和1986年，曾被称为所谓“方法年”，也就是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革新的年份。厦门会议和在其后召开的扬州会议和广州会议，都是以研究和批评方法为主题的，都成为“方法年”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当年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批中坚分子变革文艺批评现实的迫切愿望。当时我是作为《文学评论》杂志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筹备组的。筹备组成员一共五人，其他四位是：《上海文学》周介人、《文学自由谈》滕云（天津），《当代文艺探索》魏世英即魏拔（福州）、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林兴宅。这五个人，周介人已英年早逝，其他四个如今全都已进入古稀之龄。

　　这次会议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对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再复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是准备参加会议的，后因事未能成行，曾约我谈了一个晚上，中心话题就是他对厦门会议的一些想法，要我在会上做个主体发言。这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因为我当时对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还只有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水平。但我还是根据刘再复的想法和他近一二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整理出了一篇东西，权充这次会议的主体发言。现在看来，这篇发言虽然框架很大，但显然有些大而无当，缺乏一些更具体的切实的分析。

　　到会的有120多人（其中有厦大中文系其时举办的“文学评论方法论讲习班”学员及厦大师生四五十人），当年和日后成为批评界中坚力量的许多中青年朋友都到会了。会议开得很热烈，从大的方向上说，大家都赞成方法论的变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彻底从“左”的阴影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但各人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歧异，并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争论。当年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南帆，他的发言在倡导文学研究和评论开放体系的同时，又特别指出新方法运用中的生硬搬套等不成熟现象，并强调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审美的特点，要用审美的眼光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当年已经颇有名气的孙绍振，在会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独到眼光和雄辩风度，他说他非常支持思想方法上的一场革命，也很同意刘再复和林兴宅关于要让人的心灵得到自由发展的思想，但他不认为应该跟着刘、林跑。新的方法必然带来新的局限，这种局限还必须依靠老方法来补充。他也不同意我在发言中关于旧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线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的说法，认为用这样的说法来概括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是不准确的。陈思和、王光明、许子东等当年都还只是小试锋芒的年轻人，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陈认为批评方法无所谓新旧，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是否适用于文学表示质疑。王直言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么面目可憎，最伟大的批评应该是对内容的批评。许则将其意见简化为：文学刚刚从政治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不要让它过早地让位给另一个主人。周介人的看法比较辩证也比较全面，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多层次地理解方法问题；批评方法应该多样化；运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这“无迹可求”讲得非常之好。

　　林兴宅的发言成了会上争论最热烈、最有趣的话题。林作为东道主和会议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对这次会议贡献很大，而且他对方法论问题确实很有研究，有不少独到见解。他的中心观点是文艺科学可以“数学化”。他强调，方法论的变革决不只是具体方法的改善，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方法的变革必然带来文艺观念的变革。

　　对林兴宅的独到见解，多数人表示质疑。鲁枢元从他所研究的文艺心理学角度断言，文艺心理学很难数学化、科学化，很难成为一门严格的、客观的、规范化的科学，也不要把一切都搞成科学。我个人对林的说法也感到疑虑和困惑，会间在回答《文艺新世纪》记者陈志红的提问时，曾表述过如下的看法：自然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也有自己的规律，二者不好混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具体地说，如定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能否完全移植到文学研究中来，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试验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发现，特别是它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一定会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有所冲击、有所影响，引发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取代对文学的审美研究。

　　参加这次会议的前辈先生除了其时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和《文学评论》主编的许觉民（洁泯）外，还有厦门大学的著名教授郑朝宗。郑先生在大会上的简短祝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引用福建先辈林则徐说过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他说，文学理论工作者只有胸襟广阔，博采众长，才能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当然，百川之中有长江、黄河，也有涓涓细流，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的是最新的科学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必须听取不同的意见，进行多角度的探索。

　　尽管会议上有些不同意见，但会风是友好、热烈的，在文坛上的影响也很大，很多报刊都作了报道。厦门会议结束以后，我曾经向刘再复汇报会议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刘表现得很大度，他认为大家能够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这说明会议并没有开成“一言堂”，而是“群言堂”，体现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这是好事。

　　■1986年5月·海南岛·学术会议少见的青春朝气

　　我第一次光顾海南岛也是在80年代，来这里是为了参加“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这也成了我这一生永难忘怀的记忆。

　　这个会议是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委托，由广东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和海南省文联联合发起的，实际上主要策划者是广东的两位年轻批评家郭小东和陈剑晖。在厦门会议期间，郭和陈就积极活动，联络了与会的一大批中青年批评家，准备于次年在海口开会，讨论的重心从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转向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观念，因此可以把这个会议看成是厦门会议的延续和发展，是与它有所区别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

　　会议的主体是一批当年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批评家，如上海的许子东、吴亮、陈思和、蔡翔、王晓明、毛时安，北京的张陵、李洁非、陆文虎，福建的南帆、林建法，湖南的陈达专，辽宁的刘齐，新疆的周政保，甘肃的管卫中、曲选，天津的王绯、赵玫，广东的郭小东、陈剑晖、殷国明、张奥列、陈志红等。青年才俊的济济一堂，使这次会议焕发出一般学术会议少见的青春朝气、生命活力和创造激情。这些青年人日后有一部分转行了，但多数仍坚守在文学或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和骨干的力量。

　　会议也邀请了少数中年批评家参加，记得的有广东的饶芃子，天津的滕云，上海的周介人，北京的冯立三、杨世伟，福建的魏世英（魏拔）等。我也作为中年批评家的代表添列其中。

　　由于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我的批评观”，而与会者对批评观的理解又是五花八门的，因此所表达的观念必然是五光十色的，自由而又驳杂。这些年轻批评家心中没有偶像，也无视关于批评的种种规范和模式，有各自的对于批评观念的理解和表述。究竟谁更接近科学理性？似难作出判断。我在会上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有些年长的批评家和作家也许不喜欢年轻批评家身上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那种强化主体而淡化客体的倾向，那种充满思辨和绝对自信的口吻，以及咄咄逼人、不容商榷的气势。但是，如果考虑到先前我们的不少批评文章都是附属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具有或很少有批评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思辨力量，那么，对年轻批评家身上的这些弱点（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不是也可以给予宽容和谅解吗？”我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我的一些思考，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年轻批评家才有可能实现对自我和对前人的超越。会上，前辈学者杨樾先生，以及饶芃子、滕云、周介人等都作了发言，都各有其特点，也表现出他们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海南会议的意义是在于给当年涌现出的一批年轻批评家提供了一个表述自己思维成果的平台，至于其思维成果是否科学和缜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有所反思，并且以他们的新的理论思维成果证明了自己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后来结集出版的《我的批评观》一书是海南会议留给后世的惟一成果，但它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会议的谢幕而消失。多少年以后，人们提起那次会议，都会引来一种温馨和热烈的回忆。

　　这次会议对我个人也颇多创获。我根据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写了一篇《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的文章，“第五代批评家”观念的提出，以及其后我应《中国青年报》之约，在该报上陆续发表的10多篇青年批评家的印象，都在文坛上引发了一些反响。经过厦门会议和海南会议，一个关于文学批评的新的命题便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这就是关于“新美学-历史批评”的命题。在《新美学-历史批评综说》一文中，我对这个命题的前因后果和基本特征作了概说，而我的研究生陈墨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中，对这个命题作了富有创意的全面阐发，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年轻批评家的锐气和实力。

　　■1986年10月·北京·天然的凝聚力

　　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是80年代经历的与文学批评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当年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先是由《文学评论》倡议，得到了研究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成立了一个以《文学评论》为核心的会议筹备组，由我负责筹备组的全面工作。

　　筹备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就开始。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预备通知和50个学术选题后，反馈十分强烈，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之多，从原议的80人，一再突破，到发正式通知的时候，翻了一番到160人。外加列席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幕式那天的到会人数将近300人，宽敞的国谊宾馆会议厅座无虚席。会议从9月7日开幕到12日闭幕，会风既热烈活跃，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会中和会后报刊上都有不少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不仅文学圈内的人关心它，文学圈外的人也关心它。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这确确实实是新时期文学界老中青三代文坛精英荟萃的一次盛会！会议既有像钱锺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许觉民、朱寨这样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和文艺家，也有像王蒙、唐达成、李泽厚、刘再复、谢冕、何西来、张炯、阎纲、刘锡诚、陈丹晨、徐俊西、范伯群、李子云、周介人、刘思谦、鲁枢元、王愚、张韧、杨义、杨匡汉、於可训和刘心武、李陀这样一些中年文学家和理论批评家，还有像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许子东、潘凯雄、周政保、宋耀良、李劼这样年轻的文坛新秀。一个学术讨论会，能够集中这么多当代文坛的名家，实属难得，只能认为，这个学术会议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但谈论的话题却远为开阔。80年代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倡导，十分有利于人们对文艺方面的广泛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自由交锋，从而取得了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

　　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是会上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尽管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甚至还有“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言说，但总体来看，大多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以美学家身份参加会议的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协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到建国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

　　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次会上，许多人都提倡对它可以、也应该多角度地进行描述，突破以往单一的规范。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以小说家的身份在会上谈到了对新时期文学多角度概括的可能性，例如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从艺术本身的发展，从文化思潮，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从中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等等方面来对它进行概括，多种概括的本身，就说明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变化。

　　会上，对刘再复主体发言中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也是这次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一个是自审意识问题。对于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很多人都认同刘再复的观点，认为从这个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而且为创作和理论设立了战略性的框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今天面临20世纪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这个武器是不是显得滞后了？我们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解释还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体现不出当今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对自审或忏悔意识问题，有赞成的，认为自责和自审，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包含着自爱和自强之道，不能从消极面去理解；但也有人担心不适当地强调与民族共惭悔，会导致类似宗教式的“原罪”感情，把十年动乱的责任让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不公平。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会上差不多都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朱寨在会议的小结发言中说，这是一切开得比较成功的学术会议的常态。正因为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每一个与会者才显示出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才体现出真正的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

　　钱锺书的到会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一桩新鲜事。钱先生当年被胡乔木说动，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开会前数日，我偕同刘再复、何西来、张炯几位前去拜望钱先生，邀请他光临讨论会的开幕式。事前，我们估计，要请动钱先生是很难的，不要说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即令是中南海的国宴，钱先生也是难得出山的，这倒并非是外界议论的钱先生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几十年来他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不趋同，不凑热闹！这一次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他出席一下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坐一坐。没想到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们还在议论：会不会到开会那天又托辞变卦呢？很有可能，反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但开会那天钱先生不但按时到会，而且没有中途退场，直到开幕式结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钱先生对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件事当时对我们鼓舞很大，与会代表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纷纷在会内外传扬。

　　本文作者 陈骏涛

　　20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旋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一而终。系中国社科院编审、教授。经“文革”，下干校，当编辑，教书育人，写书编书，有《这一片人文风景》、《跨世纪文丛》等十数种著、编面世。80年代时任《文学评论》常务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