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剖析新一轮名著改编热:敬畏让步于经济需要

名著的作者在这里！（漫画）徐鹏飞绘

　　名著改编，成为近年来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纵观形式多样的改编之作，不由追问，究竟是否存在衡量改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这一热潮是否暴露出当下创造力的不足？被置于历史坐标系中，新一轮改编热又呈现出怎样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又让我们有何警醒？

　　本期文化圆桌，邀请三位青年学者对当下文艺创作的症结进行评析，以使我们更清醒地对待经典并创造新的经典。

　　——编者

　　今天的改编，敬畏让步于经济需要

　　名著改编背后的经济操盘

　　尹鸿

　　名著改编成为当今影视创作生产的热门现象。“红楼”、“三国”等四大名著你方唱罢我登场；《四世同堂》、《茶馆》等新文学名著也纷纷被改写重现在电视屏幕；《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批当代文学名著近年来也陆续成为改编热门。

　　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名著改编的第二次热潮。1980年代，与思想启蒙运动大背景相一致，反思传统文化、继承新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倡导个性解放、人性回归，中国影视曾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搬上银幕荧屏。《四世同堂》、《红楼梦》、《三国演义》、《围城》轰动一时而且成为中国影视经典，不仅对于传播文化居功至伟，而且通过解读历史与经典呈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电视观众的心路历程。至今这些名著改编作品都还仍然是那个年代的观众们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成为铭刻着时代印迹的文化记忆。

　　任何时代都会用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用自己的态度与历史对话。在中国影视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当下这次名著改编热，无论是成因或是观众反应，与30年前的那次高潮都截然不同。

　　当下文艺原创力的匮乏与改编并不相关——许多所谓原创作品并没有原创力，正如1980年代的改编体现出很强的原创力一样。今天多数改编，也许首先不是来自文化需要，而是经济需要。名著的跨时代影响和丰厚内容，为改编减少了经济风险；名著的重写重改，为影视项目提供了引人关注的营销概念。这一点，在好莱坞重拍、翻拍、续集、系列化蔚然成风的影视创作和生产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次经典重拍和翻拍，引起的观众反应与30年前的兴奋相比，更多是失望。众多评论中，毁多誉少，甚至可能是肌毁骨销。这既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价值观更加多元带来的众口难调，又反映出这些改编作品在创作和生产中有所迷失。

　　名著改编源于经济驱动的动机本身未必不正当，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利益需要与当代观众的精神需要合拍，在于经济驱动所带来的创作生产方式是否与经典艺术的风格融合。某些作品为迎合当代观众而刻意设计的雷人台词，不选最合适只选最好卖的明星担当角色，强加打斗、情色段落，为最大化经济利益植入不恰当的广告，还有降低成本所带来的粗制滥造等等，都破坏了观众对经典的期待，也破坏了经典美学内在的完整和精致。

　　经典总会不断被重写，经济诉求总会借助重写来得到实现。但经典重写，首先必须尊重经典，尊重艺术，体现诚意。尽管在当下的名著改编中，一些导演、艺术家的确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自己的艺术诚意，但在金钱逻辑被放大的环境中，名著改编的书香气可能常常会被弥漫着的铜臭气所淹没——这是一种文化症候，个人的努力在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氛围中往往容易显得渺小而无助。所以，批判是容易的，行动却更难——这也正是时代所赋予的难以承受之重。

　　新一轮“名著重拍热”掀起显示

　　文化创造力不足是症结

　　陆绍阳

　　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名著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名著和影视的联姻，多是双赢的结果。影视剧因为有了名著的基础，而变得更加光彩动人，名著同样在后人的不断阐释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从中受惠最多的莫过于观众，他们不但可以从影视剧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有心的观众还可以以此为契机返回原典，开始或重新体会一把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餐。

　　今年，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齐上荧屏，掀起了新一轮的“名著重拍热”，制片人和创作者心里都很明白，名著的影响力加上观众的好奇心等于高收视率，只是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边是各大电视台飙升的收视红线，另一边是从四面八方掷向创作者的“板砖”。

　　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本来不足为奇，但遭到这样大面积的质疑、挑刺、甚至恶搞，恐怕是创作者始料不及的。于是感到委屈者有之，竭力辩解者有之，隔空对骂者有之。创作者和观众理应是相互依存、彼此感激的关系，相互指责的行为只会加深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一方面，对那些新编的影视剧，我们能否表现得宽容一点？把方块字转化为鲜活的影像，是件好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名著和大众亲密接触的机会，让传统文化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有老版的珠玉在前，但从已经播出的几部新戏来看，主创人员的创作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这一点从那些新编剧精良考究的画面中就可以看出来，正在上演的电视剧《茶馆》更是力求尊重原著的精神。另外，创作者也是在尽力揣摩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想方设法拉近和年轻观众的距离，这些努力都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它们到底是成功之作，还是沽名钓誉的伪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另一方面，对批评的声音，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道防止创作者轻慢名著的“防火墙”。偏离原著精神的过度阐释，违背民族集体记忆的翻案文章，都是要不得的。这些做法非但激活不了原著的生命，反而降低了经典的高度，矮化了原著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改编，那还真不如没有。在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以前，安安静静做一个文化的守望者，总比扮演一个经典破坏者的角色要好得多。

　　每一个重拍者都要审慎对待自己的行为，把“进化论”应用到艺术领域是一种轻浮的腔调——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比古人和前人站得高，看得深，在这些伟大的经典面前，怎么样的谦恭都不为过；任何草率、功利之举，只能使名著蒙尘，使自己蒙羞。即便是要有所创新，任何新发的枝条都应该是原著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解构和八竿子打不着的胡乱嫁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跳出名著重拍的是非纠结。其实，现在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创造力不足，放眼望去，真正有原创性的作品屈指可数。名著重拍虽是文化延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远不是终点，而是民族文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有一天，编导们不再那么依赖名著了，那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我们拥有了自己时代的经典，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目前的经典改编中，创作者给予自己过多自由

　　经典改编的绝对原则：忠实原著

　　李建军

　　经典是指那种历久弥新的作品，是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可以从中获得滋养的文本。在一个原创力枯竭的时代，人们常常倾向于从经典作品中开发资源、寻求支持，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改编电视剧重温那些美妙的故事。

　　那么，评价经典作品的改编，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和可靠的标准？或者说，艺术家如何改编，才能接近或达到经典的高度？

　　这样的尺度和标准，无疑是存在的。因为经典作品是一个有着一定客观性的形象体系，是一个可以被审美地分析和理性地认知的对象世界。对经典作品的改编是否成功，就是看改编者是否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气质和精神，是否准确地表现了原作的命意和主题，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原著写人、叙事的基本风格。改编者固然可以创造，可以截长补短，但是，他的主体性的发挥是有边界的，是服从性的：他不能随意改变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主旨，不能改变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基本定性。换言之，“改编”是一个追溯和呈现的过程，必须把“忠实原著”当做一个绝对原则，否则，你所改编出来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原著”，而是似是而非的改编者自己的“新作”。

　　不是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错，这句话的确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作品的理解必然会显示出不同阐释者的个体差异性。但是，这个差异性必须建立在对作品和作者的尊重之上。无论如何，不能把哈姆雷特理解成雷欧提斯，更不能把他歪曲成波洛涅斯。阐释者和改编者必须把自己的理解，严格地限制在作品的客观有效性的范围以内，他所叙说的，必须是作者笔下的那个人物，是作者所讲的那个故事。所以，改编并不意味着编剧和导演可以对前人的作品，进行随意的改变和重组，而是要求他们要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就此而言，越是能客观地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和精神，经典的改编就越是成功。

　　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包括《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几部经典作品的“新版”的编剧和导演，似乎都缺乏这种一丝不苟地“追踪蹑迹”的耐心。他们似乎给了自己过多的自由。例如，新版的《红楼梦》电视剧，虽然试图通过画外音叙述和字幕等辅助手段，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本来面目，但是，包括演员表演的程式化和服饰、化装的过度唯美化，却给人留下消极的印象：演员的表演不够自然，缺乏内涵；不像电视剧，倒像配有电视画面的说书。难怪观众不满意，批评主创人员“对《红楼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与原著差别很大”，认为这部新改编的电视剧“损坏了原著的基本精神”。还有观众说：“每个人物看上去都一样，‘三春’完全分不清，我不愿意多看。”

　　观众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他们的评价，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简单的尺度和朴素的标准：改编经典应该忠实于原著，要获得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真实效果，要让观众在改编的作品里，看到他们熟悉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