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是政客还是书生？ 海外传播新儒学

　　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12岁的张君劢正在上海广方言馆读书，他看着被通缉的康梁画像，躁动的血脉受到莫名的激涌，从而对那个陌生的词汇——政治，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探究、投入的热情。1908年，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他由宝山县政府资助并保送至日本留学。不过，这种资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学习理工，俟学成后回来振兴家乡的实业。可他却偏偏为政治所诱，弃理择文，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这使宝山县很失望，立即停止供给公费。于是，他又开始度那清贫的生活。

　　正是在日本，他与现代学术开始正式的接触，更为有趣的是，他所学并非日本的学术，而是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日本给他最深的感触则是，日本的政体对其国民的适宜性，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他在日本与心仪已久的梁启超相识，并与其一起成为政闻社的发起者，且担任评议员。

　　1910年，他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获政治学学士。次年，在清廷殿试中，得授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谓的洋翰林。武昌起义后，他回到家乡，担任宝山县议院议长，接着便出任农商部秘书。1912年，他作为民主党人的代表，来到日本迎接梁启超回国。在由封建制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都反对采取革命和暴力，鼓吹渐进式的和平改良。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张君劢主张民主立宪。

　　1913年1月，他以《宪法新闻社》通讯员的身份赴德国采访考察。后又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1915年秋，他来到英国，仔细考察久已向往的英国议会。次年，他回国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辑。期间，他力主中国对德宣战，并和梁启超一起斡旋于各国公使之间，呼吁撤销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取消德国的租借地和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以参加巴黎和会。他随梁启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强权政治的事实，使他对所谓国际公法、公理失望之极，甚至想把“所藏国际法书籍付诸一炬”。他越来越觉得所研究的政治、经济现象是那么的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如同雾里看花。于是，他放弃了政治经济的研究，用他的话说，是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即由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入哲学的研究。

　　他信奉起德法唯心主义哲学，并由此而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而开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原先，他和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东西方的文化的态度是，“中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现在则起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是批评西方文明的“不是处”，张扬东方文明的“是处”。

　　知识应受道德的限制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对一批赴美留学生发表《人生观》演讲。他说，人生观与科学不同，其表现内容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此论一出，立即在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首先，丁文江当面提出责难:“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素“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丁文江，岂肯善罢甘休，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论文，指出，在欧洲鬼混了两千多年的玄学，经过重新装点，“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甚么东西？”张君劢当然不会沉默不语，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对丁文江的批评作出答辩。于是，一场科玄论战就这样拉开帷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之所以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就是要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

　　此时，西方的知识界精英们已给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1920年，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中，盛赞中国文明，检讨西方文明。他们在反思，西方文明如此下去，与预期的美好目标，是否会南辕北辙，滑入泥淖。张君劢正是由此切入问题的实质，试图回答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正是在解决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中，通过探索和努力，才形成了人类自身的文明。

　　在将东西方文明对照比较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和国人的西化趋向，都是惟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祟，而恰恰轻视了人类自由意志的精神作用。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并非一概排斥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是在提醒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切记和警惕西方文明的偏失，以免重蹈覆辙。同样的道理，他之批评科学，也不是笼统地反对科学，而是主张“科学能力有一定界限之说”。他历来提倡，“科学的发展要受道德的限制”，“科学结晶之使用，应有伦理或道德上的标准。”

　　书生问政的烦恼

　　张君劢从政建功的欲望十分强烈，然而，在现实政治的涡流之中，他充其量是个“政治教育家”和“政治评论家”而已。他办过政治大学，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不几年，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便为国民党所接收；他还与人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诸多文章，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的所言所行，已为他往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本的路径:企图以所谓“第三条道路”，超然于党派之外。

　　1932年4月，经张君劢、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创立。1934年7月，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党章。张君劢被选举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除举国一致对外之方针、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张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外，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

　　1937年7月15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国是谈话会，发动各党派共赴国难，抵御日寇。张君劢受到邀请，并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覆张君劢》，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从此，国社党得到承认，由秘密转为公开。

　　1941年3月，民盟成立。张君劢为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44年开始，他便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希望中国“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他力促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国共两党予以接受，这个方案是:第一，国家“主权在民”；第二，国民党放弃“特殊地位”，“各政党咸立于国家之下”；第三，“统一军令”，全国军队“立于同种号令之下，不许两种军队相对峙”。

　　一介书生关心政治，热衷国是，但却总是泛泛空论，无的放矢。他所设计的种种方案，每每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常常使他感到“政治上的烦恼”，所以，他生前常常自嘲说，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现在脱也脱不下，只好这样穿下去。”

　　海外传播新儒学

　　新中国成立前，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国民党政权气息奄奄。张君劢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终成泡影，检讨一生的行迹，不免黯然神伤，心灰意懒。1949年3月，李宗仁与何应钦先后来上海，请他派人参加行政院，均被拒绝。此时，印度德里大学及泰戈尔大学发来邀请，他欣然答应前往讲学。他先飞香港转澳门，在这里集中精力备课。可是，李宗仁还是不死心，又派居正劝他出山，许诺可任行政院长，再次被他婉拒。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通过陈叔通向他发出友好的信息，邀请他回到祖国。周恩来还让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可是，他却拒绝见张经武。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

　　1952年4月，他来到美国华盛顿，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这里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很近，只有两三条街道的路程。他每日都在那里读书、写作，《新儒家思想史》就是在这里完成的。1955年5月，斯坦福大学聘请他担任研究员，给予相应的工资，自此，他才从晦暗的生活阴影中走出来，再也不用过那种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了。可是，好景不长，他在斯坦福只待了七个月又“失业”了，不过，《世界日报》很快便聘请他主撰社论，于是，有了相当稳定的经济收入，过着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

　　1958年1月，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又名《中国文化宣言》)。《中国文化宣言》洋洋洒洒四万余言，一经发表，顿时在海外华人中激起反响。不久，他得友人资助，作环球讲学，所经汉堡、伦敦、西贡、香港、东京等地。转了一圈再回旧金山，继续为《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度那鬻文为生的日子。

　　从1965至1967年，他的学术活动日程甚频，往返于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之间，讲学内容多是中华儒学精髓。1968年12月，他因胃癌入旧金山柏克莱医院治疗。次年2月23日，他怀着未竟事业的遗憾溘然长逝，享年83岁。朋友们所出《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中所言，可为他一生的盖棺之论:

　　盖先生之志，为国本绝续之大计，人类文化之趋向，与夫宇宙真理之所在。卫道忧时，任重道远，其所以启迪今世之功，诚不可没也。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