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莎剧《约/束》，岂能约束？

　　莎士比亚戏剧，是当代世界剧坛的知名品牌。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颇具有普世性的改编价值。各个不同国家、场域、时代、形式的演绎，使莎剧经久不衰，在问世四百余年后，仍然是戏剧市场的宠儿。这些跨文化改编的剧作，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或以服膺经典为主，强调贴近原著；或是一种营销策略，徒然“消费”了莎剧；或基于“后殖民”意识，故意抵制“他者”文化而工具化原著……总之，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莎剧演绎与改编，都蕴含着各自独特的美学意涵。这次从《威尼斯商人》移转到豫莎剧《约／束》，原则上即是采取“贴近原著精义”的改编策略，而这也就是剧名“约／束”的由来。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设计了好几层复杂的“约束”关系，其实却处处都彰显了“约／束”之难以“约束”。任何“约／束”，都透露出更多人生处境的吊诡与无奈。

　　所以，在本质上，《威尼斯商人》应该被视为一出“荒谬剧”。

　　《约／束》既是采用“贴近原著精义”的改编策略，当然要尽量保留原著的暧昧与荒诞。为了凸显“约／束，岂能约束？”这种兼具冒险与束缚的特性，我们在改编本中，也特别注意莎剧与豫剧的语言对焦。尝试把“笔力万钧”的莎剧语言魅力，挪移到豫剧的曲白中。具体言之，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例如在原著中巴萨纽选匣一景，当他对着匣子自言自语时，歌声响起。这首歌的前三行是： “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Or in the heart， or in the head？/ How begot，how nourishéd”。有研究指出，这三行行尾的bred， head， -shéd正好跟lead(铅)叶韵，故波黠有可能藉此暗示应选铅匣。《约／束》便于第三场《定情》中，安排慕容天赠诗：“真心问取向花笺，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意当然成好事，天长地久自缠绵。”刻意选用“笺”“牵”“绵”等一先韵的韵字，以便保留与“铅”字叶韵的涵义。

　　又如原著“戒指风波”一景，运用了许多性暗示。波黠故作大方道：“凡我所有的，我都不会拒绝他，／对，包括我的身体，和我丈夫的床。／我当然要见识见识他，这是一定的。”瓜添诺也对尼莉萨回嘴：“可别让我捉到小书记，／否则，我就折断他的那只笔。” 因此，《约／束》在《协议》一场中，为慕容天谱写的唱词是：“定情玉戒非罕见，夫君盟誓若等闲。生死相随到永远，句句是你亲口言……果然是夫妻之间情缘散，我又何必在乎——那一圈！” “那一圈”是双关语，目的也是为了谐拟莎剧的曲笔。

　　原著另有一些长篇大论，言之者固然振振有辞，但这些却不是戏曲语言，所以，只好采取“存其神而遗其形”的方法，即取其精义改写成曲词，以见该角色当下的思想意蕴。如夏洛在法庭上回复公爵他坚持索赔的理由时，在长达28行的台词中，用了不少比喻：“只说是我高兴嘛。这算回答了吧？／要是我的屋里不幸有一只老鼠，／我高兴花上一万块金币把它／除掉又如何？这答案，您满意吗？／有人不喜欢张着大嘴的烤猪；／有人见了猫就会抓狂；／还有人听到风笛呜咽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我也同样没有理由，也不愿说……”《约／束》就在第五场《折辩》中，安置夏洛的唱段如下：

　　(唱)芝兰芬芳虽可慕，

　　海畔自有逐臭夫。

　　有人喜欢臭豆腐，

　　有人厌恶烤乳猪。

　　有人欣赏俏鹦鹉，

　　有人宁愿养鹧鸪。

　　有人偏好蓝配绿，

　　有人只要红带橘。

　　理不清呀千万缕，

　　是非缘由人人殊。

　　(白)您若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没啥好理由，只能说我对他怨恨难解，厌恶难消——

　　(接唱)他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死有余辜！

　　虽然没有“猫”和“老鼠”，也没有“风笛”，但“人人各有所好，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旨义，却是与原著一致的。

　　另如波黠论述慈悲的著名台词：“慈悲之心并非出于强迫。／它像柔和的雨自天而降，／落到下界，有双重的福份：／既造福施者，也造福受者……”则改写为人辰辙的曲唱，透过慕容天之口，娓娓道来：

　　大慈大悲天下本，

　　犹如雨露降凡尘。

　　善有善报古明训，

　　典册记载言谆谆。

　　柳毅传书成合卺，

　　漂母一饭值千金。

　　一念之间怀恻隐，

　　结草衔环报深恩。

　　宽容大度留分寸，

　　得饶人处且饶人。

　　即便诉求要公允，

　　法理人情宜酌斟。

　　顾全仁义尽本分，

　　劝君三思存哀矜。

　　莎剧原著当然不会运用“柳毅传书”“一饭千金”“结草衔环”等中国典故，但唱段内容应能彰显原文的精义，即惟有搭配慈悲的公义，才是真正的公义。而拥有世间权势者，尤其要戒慎恐惧，心存悲悯。

　　虽然服膺经典也不可能完全忠于原著，但本诸取精用宏的态度，当代戏曲的演绎光谱，必能因此增加幅度与色泽。而多彩多姿的戏曲样式，也必能提供莎剧另类的回馈，延续其舞台生命。这种双赢的局面，应是莎剧跨文化改编为戏曲最重要的意义。

　　陈 芳(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华戏剧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