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情侦保卫工作 周恩来主持中央特科

　　中共早期的情侦保卫工作

　　任何进行残酷斗争的政治集团或军队，能侦察对手并保卫自己才有获胜的前提，即如同《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在白色恐怖下面临着追杀围捕，若不建立情报侦察和内部除奸保卫工作，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从大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初期开始，周恩来等人便领导组建了对敌侦察和党内保卫机构，同时从一开始便规定严禁恐怖活动及不得在党内相互侦察，使中国共产党的情侦保卫工作从一开始便在正确原则指导下发展，并同苏联那种错误的情报工作原则划清了界限。

　　对敌设眼线并建立“红队”健全外侦内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保卫工作，首先体现为敌对营垒中建立情报关系。从1921年建党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党的组织只建在知识界和部分工人区，党员只发展到几百人，没有武装也没有保卫机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终于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要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提供情报的内线。

　　进入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同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不过此时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侦察工作还很不健全，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事先有内线报告国民党要密谋采取“清共”行动，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中共中央负责人面对零零星星获得的一些警告，又缺乏分析能力和紧急应变的决心，结果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性的搜捕袭击而损失惨重。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反共会议后，中共中央便马上掌握了这一情报，主要负责人都能迅速隐蔽疏散。

　　当时的形势逆转，又造成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悬赏5万至8万银元，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的动摇分子便向敌告密甚至充当内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些想叛变的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敲诈，声言若不给钱便去告密。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赵世炎得知后马上通知绝不能给钱，应立即斩断与他们的关系，如果实在避不开便派“打狗队”消灭这些叛徒。随后赵世炎本人就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一惨痛教训说明在当时党内建立除奸保卫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重组了中央特科，翌年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领导，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分为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各科人员都很精干，如三科即“红队”起初只有十几人，靠4支手枪严惩叛徒就威震上海滩。

　　惩处内奸却不许搞党内侦察和恐怖活动

　　中共中央特科刚展开工作时，党内便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1928萘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这些人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如陈独秀、罗章龙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中央对其只是开除党籍而无其他激烈措施。

　　中国共产党建立情侦保卫机制之初，曾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却从一开始便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对党内监视的工具，以致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周恩来最早提出禁止党内搞侦察的原则，几十年间又一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对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等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

　　在敌要害部门设立内线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担负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打击内部叛徒虽非常重要却只能起威慑作用，打入敌营掌握情报才能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指导革命战争。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派人进入敌特组织，一方面尽量将其拉出来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建立情报机构，还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乡和私人，这造成其漏洞百出。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利用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建立私人关系，打入其内部担任重要职务，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破译。

　　中共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中共特科便将他发展为反谍报关系。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凡经杨登瀛之手的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中央领导人。此消息经杨登瀛报来并查实后，“红队”便佯称国民党来人找黄第洪谈话，用黄包车将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才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的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不过，被周恩来誉为打入敌特内部“前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杨登瀛因顾顺章出卖被捕，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大量情况被敌掌握。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当时党的白区工作遭到全面挫败，虽然有着采取过“左”的斗争形式等多种因素，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关系丧失也是重要原因。

　　1931年以后的几年间，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进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后，在保卫工作上又出现了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当时在红军和苏区内曾模仿“格别乌”建立起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的垂直领导的保卫部门，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视为敌对行为而盲目进行“肃反”，造成冤杀许多同志的大悲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人头不能像割韭菜”，留下活人处理错了还可以平反。后来党内虽然也出现过许多次过火的政治斗争，包括“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情报部门仍基本未涉及这些斗争之中，党内斗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也一直沿用，这又能保证大部分被错整错斗的干部能等到平反的一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也更会感到周恩来在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建立初所提出原则是非常正确的。

　　作者：徐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