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在旧社会不叫演员,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上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能为社会做贡献。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爹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想打退堂鼓。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因为我只能喝白菜汤、嗑瓜子。另外,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我睡觉。总之,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谁能想到,当岁月的年轮迈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拍戏时,40多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裂了,有时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不成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只能是随着剧组从西安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了。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挺有点意思的,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拍了《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但是,演员其实也挺脆弱的。有时自以为还是很不错的作品,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难受也挺困惑的。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在检讨自己。尤其在发现失误后,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以及认真的态度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很多。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李雪健(本文系作者在9月26日召开的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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