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达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19年起，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阐发与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10月2日，是李达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在这里对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思想足迹，作一历史的追寻。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1923年，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做怎样的准备，这些问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在这里，李达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求得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当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指导和启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即使是《共产党宣言》也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直接的计划和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在文章中，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

　　李达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是初步的探索，但他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的特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这些是李达在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后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李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予以了集中而深入的阐发。

　　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是伴随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来，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在他看来，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产业的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

　　1929年，李达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产业革命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他通过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就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李达进而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求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实际上是中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

　　从中国国情出发，李达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作了深入分析。他在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这就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两重性质及其社会主义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予以了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