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向钱看”、处处“抓经济”,雷锋精神真的没市场了吗?
【下班的人群行色匆匆,很少有人多看一眼路旁的红色铁门。丁零零——一个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停在门前。他从后座的布兜里抽出一沓报纸,熟练地从门缝塞进院子。啪——报纸落在土地上,激起一小片尘埃。
“雷锋资料展览馆?”抬头看看门柱上的馆名,这位为资料馆投递了两年报纸,却从没想过进去看一看的邮递员暗自思量,“平时这里真冷清……也是,现在谁还学雷锋呀?”邮递员耸了耸肩膀,一偏腿跨上了自行车。】
尚未拆除的两间平房,一间何朝海住,另一间存放着一尊金色的雷锋塑像。老何每天都会仔仔细细给塑像洗个“澡”,让它几乎一尘不染。
15年前,一次与雷锋像有关的遭遇让何朝海至今耿耿于怀。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他去“讲讲雷锋精神”。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竟有兴趣学雷锋,这让何朝海很惊喜,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有一人高。
没想到,上火车时,塑像却被列车员拦下了,“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
“这是雷锋像。”老何急着纠正。
“算大件行李,得买票。”
“来张硬座吧。”何朝海无奈地给列车员掏钱。可对方又发话了:“怎么能让雷锋坐硬座啊?得买卧铺。”
于是,何朝海花了300多元,让雷锋塑像“睡”了下铺。
雷锋去世48年,何朝海觉得时代变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崇尚雷锋精神,学雷锋是个很“时髦”的事;80年代,人们内心彷徨,但依然热心助人;90年代,社会开始怀疑雷锋精神,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跨入21世纪,人人“向钱看”、处处“抓经济”,雷锋精神被渐渐淡忘,似乎“只有傻子才学雷锋”。
何朝海留着两张已经发黄的地图,一张全国的,一张北京市的,黑色圆圈标注出27年里10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举办路线——北京五次,湖南两次,河南两次,江苏一次。
1983年3月3日,第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时任教育部中学司办公室秘书的何朝海,作为中国雷锋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主持了开幕式。因事关“雷锋”,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没有收场地费,这让何朝海省下一大笔开销。
虽然只有146人参会,但都是各省市小有名气的学雷锋标兵和革命先烈家属,还有“中央领导”,比如中宣部副部长、地方党政一把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到后来,何朝海觉得参会者的目的“不纯粹”了。
以前,大家开会都是说自己的事情少,一门心思学习别人的好做法。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何朝海发现一些人的学雷锋事迹缺乏说服力,出现编造痕迹。开会时,有人不请自来,挤破脑袋要在会上发言,说说自己的“感人故事”。还有人花钱雇媒体,不是宣传会议,而是宣传个人。
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纪念日前后,何朝海会与馆员把雷锋资料搬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校园里巡回展出,粗略估计,接待观众超过200万人次。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预约巡回展的电话越来越少。有一次,一个单位说好请何朝海办雷锋展览,结果日子快到了,对方却打来电话说不看了,让何朝海“不必白跑一趟”。紧接着,几个学校也取消了预约。
有好一阵,天性乐观的何朝海,脸上没了笑容:“免费把展览送上门,人家都没工夫看。雷锋精神真的没市场了吗?”
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看完展览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更让何朝海糟心的,22个馆员待不住了。
由于雷锋资料展览馆的公益属性,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性收入,雇来的馆员工资只够维持“温饱”。到1999年,每人每月也只有400元。
有人找到何朝海:“馆长,现在都市场经济了,400元怎么生活?如果展览馆不想法赚钱,我们只好走人。”
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带着工作人员专程来馆里做思想工作:“雷锋活了22岁,你们有22个人,大家为宣传雷锋精神做的贡献,党和人民都记着,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然而,日子依然艰辛,许多人没有坚持住走了。到2007年,馆员陆续走掉了一半,如今只剩下11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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