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战文物南迁培育了故宫精神

郑欣淼在《文化讲坛》上讲述故宫的故事。本报记者　雷声摄

　　阅读提示

　　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

　　8年前的这一天，正是郑欣淼开始“执掌”故宫博物院的日子。从此，他积极倡导“故宫学”，并于去年积极促成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的“破冰之旅”。今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又组织了“温故而知新”、重走文物南迁路的活动。

　　10月1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做客本报《文化讲坛》，围绕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抗战文物南迁、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等问题，给现场听众以及广大网民做了一场精彩演讲，并回答提问。以下为演讲摘编。

　　今年是故宫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

　　故宫是今人对它的称呼，明清两代时叫紫禁城。我们谈故宫时，往往包含三重含义：作为体现“非壮丽无以重威”、皇权至上，代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最高水平的建筑群；作为中国历代皇家文物、特别是清宫文物收藏的重地；作为见证中国封建权力中心变迁，以及宫廷文化延续的历史缩影。

　　因为身处封建社会末期，它是中国封建制最后的、最完备、最特殊的表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

　　故宫博物院建院历史不长，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把末代皇帝赶出皇宫后的事，但却反映出了当时中国人对历史和文物认识的高度。它的命运也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而起伏。

　　文物南迁

　　培育了故宫精神

　　关于故宫，大家都比较关心文物。当我们津津乐道故宫现有150万件（套）藏品时，却不得不提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正因为这次文物大迁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战火的破坏，也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的隔海相望。

　　文物南迁，从“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筹备，1932年装箱，决定运往上海租界存放。当走到南京时，有人反对，觉得去租界存放文物，很没面子。两方意见僵持不下，最后，继续运到上海，同时在南京修保管库。1937年底，由上海运到南京存放的文物，又分三路先后西迁避敌。

　　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从南京到汉口，改用火车运到长沙，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了5个月，后到贵阳、安顺，最后又疏散到四川。

　　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从南京到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由于重庆轰炸得比较厉害，以后又疏散到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从南京用火车运到徐州，从徐州经陇海线又到宝鸡、汉中。在汉中待了一段时间，又运到成都，最后运到四川峨眉县。

　　抗战胜利以后，文物开始东归。东归之路很复杂，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先集中到重庆，再分批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时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

　　抗战期间，故宫南迁文物13000多箱，再加上其他单位的文物，数量相当大。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光是中国，欧洲不少国家也都进行了文物迁移，但都没有像中国、特别是以故宫为主的这样的文物大迁徙。

　　我做了一个比较。在时间上，我们动手早，持续长。美国、苏联是在1941年受到德军、日军攻击后才着手文物档案等的安全转移；在空间上，中国幅员辽阔，古物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在保护任务上，我们数量众多，欧洲各国的文物转移难度不可与我们同日而语；在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集中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现在，重走文物南迁路，有飞机、高速公路，也走得不容易，何况那时？

　　故宫文物南迁和保护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抗战的生动体现。

　　这也直接培育和强化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洗礼。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空前的警醒和团结。故宫同仁在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护国宝的实际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故宫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

　　两岸交流

　　体现同一个信念

　　文物南迁也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

　　1948年9月下旬，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搬往台湾，故宫南迁文物也决定运台。

　　此次共分三批入台，第一批文物由海军部中鼎轮载运，共计320箱；第二批是招商局的海沪局的海沪轮载运；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号运输，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1700箱文物仅运走972箱。

　　许多人都爱问，两个博物院，到底谁的宝贝多？谁的宝贝价值更高？其实，二者各有千秋。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许多早期的书画。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等。铜器有宗周钟、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但数量不多，只有5600多件，我们有15000多件。图书方面，他们好书比较多，比如《四库全书》，还有不少宋元版的书籍等。

　　我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三次，印象很不错。他们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理念，多年来在办好展览，为公众服务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比如，为方便游客，展览场所设有母婴室；他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培养了20多年了，我们才进行四五年；在开发文化产品上，他们也做得很好。

　　总体而言，两岸的故宫博物院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首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主要来自清宫旧藏，清宫文物占到92%，北京故宫博物院来自清宫的文物则达到85%。而且，许多文物都互有关联，如郎世宁《十骏图》，两个故宫博物院各藏5轴；仅存的一对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一件阳文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阴文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编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6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些文物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等精美的原包装盒则留在北京，珠椟相分，令人感慨。

　　其次，两个博物院都拥有从1925年至1948年这一长达24年的共同院史。而这24年中，又有16年是文物南迁时期。其三，两个博物院的一批元老级人物，都曾是国宝搬迁中相濡以沫的同事和战友，曾有过深厚的情谊。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关头，个人的作用总是微弱的，故宫同仁在去与留的抉择中，道路不同，信念却相同，那就是“和文物在一起”。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既是出于我们双方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谋求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同时对弘扬中华文明也有积极的意义。两岸故宫的合作交流本身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刚健、坚韧、包容、和合的意义。

　　目前，最大障碍是由于台湾所谓的“司法免扣押”规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暂不能来大陆。另外，名称载示也影响到两岸故宫博物院直接签署协议，以及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图片的利用等。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会解决的，中华民族总是有智慧的。

　　（本报记者吕绍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