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关于“书目”收藏的经验与思考

　　关于“书目”收藏的经验与思考

　　过去买旧书的人，总免不了要收集几本书目，以供参考。照我不足道的经验，一开始就犯了好高骛远的毛病。“四库提要”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只发“空论”，不讲版本。“郘亭书目”又太“浅”，只谈初步常识，太小儿科，不过瘾。著名的“瞿杨丁陆”四大藏家的藏目有点意思了。四家之中前三家都有自刻详细的书目及提要，只有陆氏缺然，只好聊以“静嘉堂藏书志”代之。照这种思路收集书目，不久就有了一大堆，反观所得少能看上眼的旧书，不过寥寥数本，两者比例悬殊，不免有点失落，对比诸家收藏，真有望洋之叹。虽受打击，却不灰心，每逢看到书目，还是每见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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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书目的收藏，前面的举例，不过是说明一种大致的路数。细分起来，最可贵的自然是明清以来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底册，再有就要推名家旧抄的旧传著名书目了。其间偶尔发现陌生的“小藏家”藏目，更是为之眼明。其实藏书家无分大小，也不能以“量”为重，尤须着重的则是“质”。

　　有的藏家真能以少许胜人之多许，在文献传承上特别显示其重要性。此外还必须避免时代先后的偏见，时代愈近，其遗存的机会自然较多。更有公私藏家所印小册零种，罕传特甚，其特色不仅在于文献传承，有的还和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含有野史秘闻的意蕴。更因种种因素，流传极少。虽然不过是几十年前的印本，却已成为珍本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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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一种，那书名就出奇的长，《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铅字排印，分上下两栏，白口单边，版心下有“国立北京图书馆”五字。看排工、纸墨，与战前北平图书馆所印《善本书目乙编》两种一般无二，可见渊源所自。通四十页。前有民国三十二年傅增湘序：

　　北京图书馆创始于清光绪之季。自张文襄奏设以来，迄今近四十年矣。历来主其事者，多有鸿生钜儒，肆其精勤，博讨穷搜。故其甄采之精，庋藏之富，巍然为吾国书府之冠。昔者善本目录编成，余既为序以行之。其他图籍，方次第纂辑而有待也。适二十三年部议有筹设江南分馆之计，馆书遂奉令南迁，库藏因之多阙。学子闻之，深为觖望焉。洎三十一年馆政改组，周公启明以教育当局、兼摄馆事。时忽传里斯本电讯，言南迁之书，大半离沪他往。公以职掌所关，深系于怀，乃属秘书王钟麟莅沪检寻，始知所馀之书，卷帙尚富。恐其久而缺失，乃设法运回。于是残存沪地者，凡中文书一百三十六箱，西文书一百四十二箱，均得捆载北还。时方残腊，炉火不温，十指如椎，未遑启视。今年三月，俞公涵青应当轴礼聘，来领馆政。莅任伊始，即躬自督理。启箧检书，凡入库上架，按次归档，分别部居，排比卷册。并取旧目参互考订，务期翔实，庶免差譌。历时数月，而书目清册编制讫功。综计中文书二千四百八十五部、三万一千三百十四册。西文书三百三十五部，九千五百三十册。敦煌写经十四卷。其馀古今舆图、金石拓本，又各数十百种。咸釐叙有程，登诸册籍。条流备具，灿若列眉。噫，可谓勤且艰矣。昔人言读未见书如获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余意旧京人士，披观新目，凡此万品千名，当其转徙流离，念之梦寐而不释者，一旦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其欣幸之情，宜何如耶！余故述其梗概，著之篇端，既以表当事之辛勤，亦兼慰学人之殷望云尔。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冬月江安傅增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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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氏此序所述京馆沿革、变迁，图籍迁流转徙诸般情况，颇有外人所不能详者。其时北平早已沦陷，周作人(即所说的“周公启明”)也已袍笏登场成为伪组织的“教育督办”。奉周作人命到上海载回书籍文物的王钟麟即王古鲁，是与日本人有密切交往的人物，藏在日本内阁名所的明刻善本《古今小说》、《三言二拍》就是他摄影后重归中土的。

　　傅增湘以大藏书家身份平安地住在铁蹄下的北平，为此书目撰序，于中日关系、时局变化，略不一言，对历史事实也简略说过。如说二十三年部议设江南分馆，其实是国民政府迁移平馆珍本藏书南下，以免落入危城日寇之手的措施。所谓部议，自然是指国民政府教育部，接下去又说“三十一年馆政改组”，则是华北伪府的事了。其间中日战争，平津沦陷等大事，略不一言，仿佛是同一政府机构的组织更易，不免陷于不通。虽有难言之隐，史家秉笔，岂能如此草草不负责任，此所以傅序不失为特定时代之奇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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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馆善本书南迁，是徐森玉经办的。八一三沪战后未能尽快全部转移，其剩余部分，用大木箱盛放，寄存于今陕西南路之明复图书馆。我当时读交大“大一”，平时上课，借用震旦大学校舍，至于化学实验课则在明复图书馆进行，试管烧杯，即在这些大木箱上进行操作。因此知道这是寄存的平馆南迁善本书。后来王古鲁奉周作人之命，取归北平，这是抗战政府与叛降敌寇一小撮奸佞争夺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桩公案，本无疑义。但在傅增湘看来，却大有恢复故物之快。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对巨奸进行公审时，为周作人辩护者曾以周作人出任伪职后，保护北大校产不减反增为说，算作其“功业”之一，然则此劫书一案大可同样看待。王荆公诗，“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论客言论，往往类此，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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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册”所著录清刻善本，与两种平馆乙目大致无异，与近刊京馆善本目对观，一一俱合。但平馆乙目，只收清刻，无明以上书。这本“清册”则大不然。除增列敦煌写经、佛像外，更有金石拓本、铜器、新会梁氏寄存碑帖、闽侯何氏寄存古器物等。书籍方面，多出明以上善本颇多，悬想是当日南运之时装箱匆促所致。

　　溢出原平馆乙目两种的旧本书，包括宋元明本、明铜活字、明抄、清人抄校本，多不胜数。校本以出李慈铭、王国维手者为多，此外有《永乐大典》一册，惜未详记卷数；宋本有《李太白文集》、《回溪先生史韵》、《淮海集》、《山谷诗注》、《大唐西域记》、《通鉴纪事本末》，及三朝本史书多种。元刻本也多至数十种。明刻则多不胜数，强半为明初黑口善本，以史籍、方志、政书如《皇明制书》等为要。名家手稿如焦循的《里堂道听录》、《花部农谭》；萧云从、沈钦韩、沈大成、查继佐等都是难得的。山阴祁氏澹生堂抄本《云庄刘文简公文集》，黄(丕烈)跋本有《西京杂记》、《书叙指南》、《湖山外稿》、《唐御览诗》等。金冬心的原刻书有《诗集》、《画竹题记》、《三体诗》、《续集自序》等四种，可谓难能。总之，这本“清册”在藏书史、国家图书馆史上自有其价值、可做桥梁看的一本重要中介档案，如与今存“国图书目”对校，则书册之流落存佚，可收一目了然之效。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黄裳(上海 作家，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