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靠自身的魅力征服读者——访藏族作家阿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后,少数民族文艺将开辟新的局面,我们有理由对民族文艺寄予更高的期望。少数民族文艺要出精品、以至可以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丰富和壮大中华民族文艺,真正立足于世界文艺之林,梳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匡正与丰富其创作理念,切实研讨、总结其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上的优长与不足,乃至包括队伍的建设、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等等,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本报将辟“少数民族文艺与精品意识”栏目,就此展开系列访谈,我们欢迎作家、评论家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观点。——编者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指引下,由不同民族的老、中、青年作家共同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已成为我国文坛一支生力军;一批又一批的少数民族作家,以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先后夺得了全国性的各类文学大奖。为促进民族团结,丰富新中国文学宝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作家应如何把握时代,如何才能够出精品?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藏族作家阿来。
记者:民族特质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辨识的胎记。民族特质,赋予少数民族文学以质的规定性。您认为当下少数民族作家应如何更好地抒写和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质?
阿来:就我个人创作而言,我想所有这些都是有了一些创作经历之后的总结。而在创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这么多的认识,只是被生活中的一些形象,一些细节,一些故事所打动,而开始动笔捕捉。好在所谓的这些“特质”并不是需要刻意去捕捉的东西。因我成长于乡村,很多时候也在书写乡村,只要忠实于书写的对象,那些特质就自然而然地存在了,那种异族生活的气息就会四散弥漫。当然,经过了一段时间写作,文化上就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而这种深化,只是忠实于生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一些学术的眼光与方法。好在20世纪以来,人类学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启发。也就是,只是满足于题材的独特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只是满足于生活本初的刺激而写一些真情的文字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学习,不断学习,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思辨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这些都需要从人类的思想宝库中去得到启示。
记者: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时代,作家都要把自己的时代观念注入文学之中。也就是说,创作主体不能摆脱时代的制约。您认为,当下少数民族作家应如何在把握民族特质的基础上强化作品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
阿来:作家之于时代,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整体制约下,创作主体要树立何等水准的时代观念,却是可以能动选择的。将被动的时代制约力,转化为创作主体的时代观念,这是我们时代每一位作家都要面对的。时代观念,对我这样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不能强制性灌注到所写的故事与对象上的。而时代的确在改变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被这个时代改变更加剧烈,需要的只是作家的敏锐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加以注意,有好多写作者,以为写了太多的变化,涉及太多时代变化带来的现代性的事物与方式,就觉得这会冲淡所谓的“民族性”,结果出现了很多书写不存在的生活,看起来很“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文化这么个观点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将其当成一个静态的东西,就老在“寻根”,而不了解,即便是过去的文化,也是一个变化过程留下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还会不断变化,成为另外的结果。
一句话,谈了太多文化的时候,好多写作者就把读者想象成了游客,在假期里四处看看虚假的民俗表演的游客。在这方面,我也曾走过歧路,但很快有了觉醒与调整。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旧的东西就是传统与文化,更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叫变化。
记者:凡是文学就必须遵守其艺术规律,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例外。作家都要用美的法则去完成文学作品,读者与批评家要用美的法则去鉴别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作家应如何在把握民族特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等问题上提升作品的艺术魅力?
阿来:要承认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提高有一个渐进过程,不能予以苛求。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来说,则应时刻牢记这样一条:文学是靠它拥有的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在各民族读者眼里,惟有艺术的魅力,才是真正让人心悦诚服的。当代,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各民族文学多元化竞争的激烈局面,只有全面地大幅度地提高艺术质量,才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从目前的相对后进状态下取得新的根本性的突破,在与国内和国际的文学对话中占据自立地位。
在这方面,5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的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扶助政策,一方面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出现与全面发展。但同时,也在一些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身上留下了一种后遗症。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永远不是太好的,自己创作的作品是可以永远不用世界文学通用的标准来要求的。这样的意识不好。少数民族文学正如少数民族的其他方面,在经过了国家政策大面积倾斜性照顾后,该有能力自我发展了。
适度的照顾是必要的,但我想再也不应该是那么全面的。我们应该有信心参与到世界文学的版图当中,参与全球性的对话之中。通过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声音,自己在形式美学上的贡献,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与研究,把自己民族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东西融会贯通,重新上路出发。有时我们可能还需要忘掉一些过去的经验,甚至是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融入世界,和世界对话,和所有人对话,这是文学的根本。所以,某种意义上,文学的民族特质只是提供了文本的特殊性,这是从文化到文化所带给创作者的一个巨大麻烦。弄不好,就成了一个误区。一个历史学家说过:我研究历史,不止是从民族或者国家的视点,有些时候,我想象自己只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有些时候,我想象自己是整个人类。我赞同这个意见。文学也同样需要多重的视点,个人,是让我们意识到人性里最基本的那些东西;国家,民族,让我们意识到使命,唤起强烈的文化意识,呈现出某些特殊性;但人类需要文学显然并不只是迷醉于对特殊性的追逐,而是超越这些,寻找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性: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不同族群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可能性等待作家去抒写,这就需要作家要有一个全人类的观点。要知道,这个世界,尤其是人的心灵与情感,不是仅仅由民族与国家这样的单一概念所决定的。
王山 曾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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