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谈知青抢书惊险有趣 书放小筐底上放果蔬

　　9月16日上午，电视剧《知青》在黑河开机，担任编剧的梁晓声专程从北京飞抵黑河。时隔36年，他重回故地，只有江水依旧。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成，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

　　9月16日，梁晓声站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国际饭店的大窗户前眺望，窗外是黑龙江。清浅的河水对岸，就是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梁晓声指着滨江的柏油马路说：“原先我走过这条路，那时江边没有栏杆，几级台阶下去，就能走到江沿。”

　　18岁踏上知青专列　档案里记录不好

　　1968年，19岁的梁晓声踏上满载1000多号人的知青专列，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北安。近百辆卡车接站，将这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四散到北大荒各个地方。

　　梁晓声坐着卡车走了12个小时的黄土路，抵达黑河市锦河农场。他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第一兵团，驻地靠近边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政审特别严格，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

　　今天当梁晓声被问到：在农场印象最深刻、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是哪一幕？他摇摇头：“那不是一幕，是太多幕。我当过班长，也当过知青排长，报道员……”掐指一算，在这片土地上他度过了六个半年头。

　　离开兵团时，梁晓声的档案中写着：此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利用’是说我还可以写东西，‘不可重用’是因为我的思想和‘文革’是格格不入的。”

　　15年后再书知青　不是现实主义不写

　　梁晓声是高产作家，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尤以知青题材的创作被大众熟知。1982年，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6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雪城》；1995年，创作《年轮》；几乎每部作品都引发了巨大反响。眼下这部《知青》，间隔时间最长，在这段时间里同类题材电视剧几乎绝迹。

　　在电视剧《年轮》中，梁晓声直书当年苦难——小学曲老师饿死在讲台上，年轻的代课老师带学生去郊区偷军粮。工人们偷了孩子们的狗杀了吃，孩子寻去，雪后厂区萧瑟，唯有标语醒目：“大干，苦干，拼命干，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甚至引发了知青再聚会的潮流。

　　15年后再次执笔知青生活，对梁晓声而言是个命题作业。山东省有关方面提议此创作计划，梁晓声被认为是最佳的编剧人选。他提出一个前提：“如果不是现实主义视角的作品，我没办法写。”

　　“因为这本身是现实题材，它要求我们有现实主义的视角。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你相对忠诚于你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十年“文革”是重叠的，梁晓声希望新的作品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极左年代”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展现知青命运的沉浮，包括他们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心灵的各种变化。

　　创作过程中，他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大胆拓宽半径　过滤式创作极不负责

　　梁晓声是新中国同龄人。由于打字受限，他无法通过网络与人交流，和《知青》导演张新建沟通剧本，全靠手写书信。

　　回顾以往知青题材作品，梁晓声感到当时的创作有激情、有冲动，但本身并不全面。如今再次执笔，希望能够全景式地展示知青生活。 电视剧在东北、内蒙古、西北三地搭建实景拍摄，梁晓声交付的剧本达30多斤重。

　　“文学也罢，影视也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自觉性。它要发挥本能来补充和完善自己国家一个时期的历史，告诉后人，他们的前人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梁晓声将影视比作一个国家的“声像名片”。令他扼腕的是，如今从荧屏到银幕，国产剧少有1957年至 1980年的戏，这之间包含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

　　谈到这里，梁晓声语调上扬：“今天的年轻人所看到的电视剧，对这段历史的反映相当淡化，可以说是一种过滤式、屏蔽式的创作。这种创作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将来的后人要问我们了，你们当初为什么通过文艺的形式屏蔽掉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创作自由度是有半径的，也就是说有个可能的尺度。我跟导演谈过，我们不要等待别人把半径拓宽了，我们再跟进。我们要胆子大一点，主动来拓宽这个半径。 ” 这也许是这部戏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被运动的一代　苦难是不是真苦难？

　　抵达黑河当天，梁晓声午饭后奔赴当年插队的锦河农场，随身仅带一个布包。时隔多年，再次回首这段经历，他有了新的想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知青这一代人的苦难。

　　在当年知青的回忆文章中，上山下乡的岁月往往被涂上艰苦的底色。天涯论坛上曾有网友质疑：知青们仿佛受了多大的苦，不过是城里的青年到农村体验了几年生活！殊不知农民祖祖辈辈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有的甚至今天还过着这种生活！

　　梁晓声也在反思何谓艰苦：“要我说，当年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首先是被运动的一代。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被上山下乡、被运动，是那一代人的特征。”

　　梁晓声插队时刚初中毕业，有的知青比他年龄更小。背井离乡，在社会洪流中身不由己，是他们苦难感的来源。 “ 原本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和农村孩子不同，他们有一种孤独感，感到农村并不属于他们。知青离开家两三年见不到父母，除了空间和交通不便造成距离，探家的时间也有很严格规定。这让他们感到更艰苦。”梁晓声说。

　　在他的眼中，当年的下乡知青，和今天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一样，苦在没有归属感。此外，知青中还有一部分人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们来到广阔的农村，仍然不能享受平等。这决定了他们的经历具有苦难性。

　　不读书的一代　缘何没有垮掉？

　　“今天回顾，我只不过是有这样一段经历，和当年千千万万知青没有什么差别。”梁晓声并不认为自己有特殊的知青情结，也不愿胶着于知青题材的创作。相反，他更倾向于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

　　身为北京语言大学老师，今年他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夏天，批改完一百多万字的学生作业，又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当湖南寄来题目为《中国知青纪念文集》的两千页五大卷书稿时，他甚至感到排斥，置于自家阳台上，不想翻看。

　　直到一次偶然翻开，第三卷第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为共和国读书》。这篇文章讲“文革”中书全被烧了，一批湖南的知青在下乡之前，发现附近一所学校的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当时都被盖上“封资修”印章的“禁书”，其中包括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的著作。这些青年就把这批书偷出来分类、编号，偷偷带到插队的地方去，选了一个类似窑洞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知识青年地下图书馆”。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完全没有书吗？”这个例子令梁晓声印象深刻。在年代背景下，知青们对书的抢救和爱护显得有趣而惊险。有的女知青劳动完了之后，臂上挎一个小筐，筐底藏着借来的书，上面放上土豆、萝卜、葱，再盖一个毛巾。但即使这样，还是会被发现，图书馆还是会被捣毁，青年们还是会被追查。

　　“这样一代人经历‘文革’十年，命运千差万别，在少男少女的年龄错过了课堂教育，经历了命运的低谷。但是这样一代人却没有垮掉，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是为什么？”梁晓声提出这个问题，并尝试给出一种解释。他认为，那个年代青年和书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他们在城市里，像收集珍宝一样把书搜集起来，发疯一样抓住非常有限的资源，拼命汲取其中养分。当时引进的书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经典，和今天信息爆炸、缺乏耐心的阅读时代相比，当时的阅读显得更有诚意，也更有效率。

　　心系国家命运　挖掘当年的思想者

　　“我非常不谦虚地说，我也算那个年代有一点儿思想的知青。”梁晓声不否认《知青》剧中有他本人的影子。

　　梁晓声知青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74 年，那一年他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读书。 出发前夜，他留下一封书信。信里谈到团组织的发展路线问题，他还提出，有些知青虽然出身有问题，但已经考验那么多年了，足以证明他们是好的。 入团不用考察那么多时间，不应该继续拿家庭背景原因挡着。

　　2007年，现居天津的几位知青聚会，专门找到梁晓声，其中有一名当时的团干部。他说：“幸亏你第二天就走了，如果再晚点，你就别想走了！他们当时把这封信报告上级了。你那信老反动了！”他们并不知道，梁晓声就读于复旦大学时，也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知青当中有思想者，他们当时就在反思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在《知青》剧本中有所体现。剧中有一个叫赵曙光的“老高三”，他读过一些书，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套用了契诃夫《第六病房》里的句子——“俄罗斯病了”，他说“中国病了”。

　　“这四个字，在当年绝对可以彻底把一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候有许多人想不到那些，还有的人是想到了也不敢说；也有些人想到了，憋不住要说，只能跟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说。但绝不是在那个时代就没有这种思想和这种声音，那也不符合事实。”梁晓声说。

　　回望当年，他感觉彼时的青年和今天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大环境下，真正发自内心地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的青年只想着很乖地、很积极地读完大学，找个好工作。”梁晓声并不希望被贴上知青作家的标签，但肇端于知青时期的情怀与倔强，仍是这位六旬长者身上最突出的特征。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李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