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日章日记透露：1936年西安事变“被逼的”

　　现存《汪日章日记》连头带尾有9年，即从1941年1月至1949年2月。但笔者在阅读时，意外地发现，这部日记中还夹杂有1936年的5天日记，以及汪日章写于1946年的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十年前的回忆》。所以，这部日记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牵上了关系。

　　逼出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军事重点就是围剿红军。所以《汪日章日记》所存1936年的5天日记中，有三天与“剿匪”有关。请看：

　　“匪窜晋，委座电张学良等派廿五师先渡河，并指示部署。电阎锡山，教以剿匪法。”（3月5日）

　　“委座电刘经扶、商震等关于剿匪调动军队事。”（3月7日）

　　“电刘经扶、关麟征构筑工事应注意之处。”（3月10日）

　　当年11月，蒋介石以避寿之名，赶往洛阳，其实是在洛阳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蒋当时有两套方案：一是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开赴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则在后接应督战；二是张学良、杨虎城如不愿剿共，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入陕西、甘肃剿共。显然，这两套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直接威逼张、杨所部剿共。蒋介石到达西安，不住西安城，而住临潼华清池（也是出于戒备考虑）。在临潼华清池，汪日章曾亲耳听到蒋、张之间的对话：

　　“有一次，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愤怒的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就担心，这样逼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了？”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爆发。汪日章被枪声惊醒，他的房间就在蒋介石隔壁，“其窗户墙壁均为弹穿”。汪因躺在床上不动，所以毫发不损。

　　蒋介石被捉后，蒋的随从人员都被装入一辆卡车，直驶西安城。然后，被押入一座院落内，里面全是地铺，一律就地躺下。下午四时许，有人点名要把汪日章等四个级别较高的官员带往别处。汪当时感到凶多吉少，受惊不小。

　　1946年12月23日，汪日章写下了《十年前的回忆》一文，讲述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并留下了这样的感叹：西安事变“事先的计划布置，由事实的反映不难推知，当时空谷来风，大概已知其情，但总以为不至如此之甚。”显然，汪日章等人在事变前已有所戒备，但心理准备还是相当不足。

　　记录国民党溃败轨迹

　　身处政要之旁，使汪日章更容易看到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下面是他写于1941年5月10日的日记：

　　“与孙希文晤谈，并晚餐。谈目前行政组织及幕僚长均各不健全情形，甚详。有亡国现象，为之唏嘘。”

　　孙希文也是蒋侍从室内的重要文员。早在1941年，汪、孙两人已从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看到了败亡的危险。汪后面的日记则揭示了体制弊端和官场腐败的具体现象：

　　“环顾国内各机关办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员仍为老朽之辈。政治路线不重经济，十余年来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会恶势力藉以养成。人力、物力浪费于私人斗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1944年2月4日）

　　“近来政府用人，多不学无术者。贪污败坏层出不穷，民间已少信仰。有言‘读书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读书’。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则国何以治？人民将焉得安居而乐业乎？”（1945年1月21日）

　　“在宣铁吾家详谈国民党腐化，经济政策不合人民与时代要求。总的失败，似应亟起挽救之。”（1945年8月7日）

　　可见，在抗战胜利之前，国民党政权已经露出破败之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越演越烈，激起了老百姓的公愤。汪日章在自己的日记中无奈地写下了“不但人心已失，即官心亦失矣”的话。

　　汪日章一直对蒋介石是相当迷信的，并把希望寄托在蒋的身上。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巨大的军费开支，把整个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

　　1947年2月15日，汪日章在日记中写下了：“抗战胜利以来，满望生活改善，但今日百物高涨，江河日下，洪水猛兽相率而来，浸浸逼人，令人有与之偕亡之慨”等语。

　　1947年6月26日晚，汪日章去朋友朱星门家吃饭，席间，“朱大谈政府应即交让与共产党，因为如此下去，无办法，且生灵涂炭。”汪在日记中不仅记下了朱星门的话，还认为：“他的论点亦有是处。盖目前官场实在太腐败也。”

　　《汪日章日记》诠释了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原因：失了民心，还失了官心（正直官员之心）。

　　大陆解放前夕，汪日章曾在广州徘徊多日，最终还是没有去台湾，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他对国民党政权已丧失信心。张学勤 吕红 吴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