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梁从诫：远去的“人间四月天”

　　远去的“人间四月天”：悼念梁从诫先生

　　——《薪火四代》及其他

　　一个我尊敬的人走了，“人间的四月天”从此远去。

　　2010年10月28日，“自然之友”创始人，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先生，因内脏器官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梁从诫的父母是梁思成、林徽因。1932年8月，梁从诫出生。在《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一书中，有张照片铭刻于我脑海：母亲林徽因抱着襁褓中的儿子，旁边依偎着大两岁的女儿梁再冰，美丽的妈妈深情融融地看着儿子……这张图片的说明是：做了两个孩子母亲的林徽因，在美丽之外，又增添了母性特有的风韵与魅力。

　　那是林徽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1934年，在梁从诫两岁的可爱时节，林徽因满怀母爱的喜悦，写下了著名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是“一句爱的赞颂”，这是最美的爱的诗篇，当然这是面对婴儿的深情的母爱。因为一部描述著名诗人徐志摩与三位女性(原配张幼仪，心仪对象林徽因，以及最后的伴侣陆小曼)爱情故事的电视剧，巧用了《人间四月天》的剧名，害得许多人以为林徽因的这首名诗是写给徐志摩的“情诗”。彼时，距离徐志摩飞机失事而逝已有三年，作为好友的林徽因，散文名篇《悼志摩》才是献给徐志摩的。

　　家学渊源，薪火相传。“一代才女”林徽因1904年6月出生在杭州陆官巷林宅，5岁时迁居蔡官巷。林徽因在杭州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8岁时随家迁往上海，12岁时迁往北京。祖籍福州的林徽因，称自己为半个杭州人。2007年，林徽因纪念碑在杭州花港公园落成，人物像和记述文字全部镂空，新颖别致。那时我和妻子女儿特意一起骑自行车去看纪念碑，与“林徽因”合影。我们全家都爱林徽因。看着林徽因的照片，我总会感叹：人怎么会长得那么美的。

　　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去京城是到北洋政府任职，因此与梁思成父亲梁启超成了同事，更成了好友。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有着政治与学术的双重成就，无与伦比。梁任公启超，广东新会人。两个南方的杰出家族，相聚在古老的京城，从而成就了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一千年修得共枕眠”，于是有了他们的女儿、儿子。

　　女儿梁再冰，是为了纪念“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而取名的；儿子梁从诫的名字，则是为了向我国宋代建筑大师、《营造法式》编纂者李诫致敬。梁思成、林徽因这两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在中国的建筑学、建筑史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他们没有让儿子梁从诫“子承父业”；作为历史学者的梁从诫，终以环保主义者名世，他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同样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梁从诫先生做过教育、文化、翻译、出版等工作，而非专业的环境工作者。他1994年创立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被称为“自然之子”。他先后获得过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等等诸多环保奖项。公众所熟悉所尊敬的，正是他的环保事业、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环保行动。

　　梁先生的名片很独特：用的不是考究精美的硬纸片，而是一面已经打印过的废纸。这也是“自然之友”不少志愿者的做法。梁先生从来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而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自带筷子——当然，发明一次性筷子的日本人更聪明，他们整个国家不砍一棵树来制作一次性筷子，而统统从中国进口。梁先生坚持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大约只有他是骑着自行车去参加全国两会的。笔者本人也努力向梁先生学习，坚持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而没有购买小车。我对很多“主义”比较感冒，但我是环保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就是环保主义者。我曾在《自然之友通讯》上发表过有关环保的文章，该杂志就是用再生纸印制的，很质朴，很绿色。

　　“自然之友”的宗旨是“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唱绿色高调”。梁从诫说：“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是的，环保不只是一种纸面上的理念、口头上的态度，而是一种隐藏在无数细节当中的生活方式，更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沉之爱。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后，梁从诫带领成员们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和生活在其中的滇金丝猴，在可可西里地区开展反盗猎行动……他们还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比如建议首钢部分迁出北京，建议停止组织攀登梅里雪山，建议设立长江源专项保护基金，建议制止北京周口店地区水泥污染等等。环保事业要赢得尽可能多的人支持。1998年10月，梁从诫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行动。布莱尔当天就给他写了回信，后来访华时还专门会见了他。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到访桂林，他特意安排与梁从诫等民间环保人士一起讨论环境问题。那是在一个新改装的凉亭里进行的圆桌会议，梁从诫和廖晓义被安排在克林顿总统两侧，以突出对NGO——非政府组织的重视。梁从诫是第一个发言者，他简介了“自然之友”，特别提到了现存不足1200只的滇金丝猴。随后梁先生将奚志农拍摄的、特意制作的滇金丝猴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看着照片说：“哦，那是我的表亲！”全场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这在梁先生的文章中有生动的描述。

　　杰出的人士就要致力于改良社会，仅仅是“适应社会”那是远远不够的。梁从诫反对在怒江上建坝，有人就骂他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梁从诫说，自己就是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极端发展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发展，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极端发展”，实质是一种巨大的倒退。

　　环保是广义的普世价值。作为“环境使者”，梁从诫并不是狭隘环保主义者。那些以“极端环保主义”之名来反对环境保护的人，通常就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如今，自以为是“半个人”的很多。1947年，梁思成在清华作过一个演讲，叫做《半个人世界》，意为教育不全面，培养了许多的“半个人”——只有一方面的知识，而缺乏其他方面的修养。

　　我们所说的“保护环境”是广义的，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从现实看，人文文物类的保护更难。古代建筑遗存，是其中最可宝贵的。梁从诫的父母梁思成、林徽因，作为建筑学家，就是保护建筑遗存、就是保护人文环境杰出人士。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是梁思成为解放军画出了详尽的文物保护图。老北京没有毁在战火中，但逐渐湮没在建设的硝烟里……到了2009年之夏，京城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得面目全非。这是北总布胡同老门牌3号，地处北京旧城整体保护范围之内，曾是闻名京城的“太太客厅”，梁从诫就出生在这里。一房地产公司取得了这里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于是开始轰隆隆的大拆大建。在媒体强烈呼吁之下，拆迁才告暂停。马樱花树仍在，但斯人已去；斯人英名尚在，但故居已飘摇欲坠。这就是环保中国的现实。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这几十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遗存损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不堪回首。“有人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看我们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优质原材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自己剩下的只是一些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不仅如此，还要把别人家厨房里的泔水端过来……”梁从诫曾很心痛地这样说。环境中国，早已失去了“横琴抱鹤，枕石看云”的浪漫意境。我们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环境临界点。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人口太多，消耗的资源太多，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梁从诫有个环保核心观念：“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资源太少；拥有的任何资源用13亿一除，就变得微不足道，而一个人只要喝一瓶水，加起来就是13亿瓶水。”一个环保主义者，肯定是不赞成放开肚皮生孩子的。他满心忧患地说：“要是哪一天，环境问题‘爆炸’、人口问题‘爆炸’，你们怎么办呢？”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梁先生说，与自然为友，是一种现代公民意识。但现实很令人遗憾，这种公民意识、现代意识远未在广大公众的心中扎根。环保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不用环保，也成了诸多企业节省成本的“第一选择”。梁从诫先生很遗憾地提到：有一次他到一个很大的单位去演讲，最后只来了五个人。“五个人我也照讲不误，因为你们能听进去一点，一颗小小的绿色种子在你们心里将来能够发芽开花，那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一片绿荫。”

　　梁从诫先生逝世后，环保人士汪永晨撰文说，作为民间环保先驱人物的梁从诫先生，也是“失败英雄”：“我曾亲耳听过梁先生的这句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但也都是屡败屡战。当时梁先生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是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失败英雄”，是“人间的四月天”，尽管现在已经离我们远去。

　　此刻，我想应该重温一下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是美得让人心颤的诗句。林徽因后来将最后一句的“是希望”改作“是诗的一篇”。在今天的城市，你看见越来越多的飞机，哪里还能看见燕在梁间的呢喃。那美好的意境、意象，都是过去的。“希望”二字消失了，这是一个如何的隐喻？几乎不是隐喻，而就是现实。你不用看远处，就看看身边，如今在你居住的城市里，还能看到几条清澈的河流？有多少被污染的城市内河，别说游泳洗衣，就是垂钓都不行了。梁先生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或许有一天突然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我们真需要这样的“杞人忧天”。

　　徐志摩在追求林徽因时，在给梁启超的一封回信中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自我个人的追求，都是可以用“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淡然看待的，可是，一个国家的环保事业，是万万不可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言之的。

　　如今的环保能持否？梁从诫先生的未竟事业，需要后继有人。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