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化名“梁京”写“革命文学”

　　纪念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

　　张爱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坛传奇女作家，经60余年后仍有大量痴迷的“粉丝”，但是她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许多尝试与得失，却并非广为人知。具有强烈的左翼文艺色彩的《十八春》，是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1949年以后尝试写作的第一部“革命文学”作品。它在上海发表时的轰动效应，对张爱玲在革命文艺上的探索，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

　　《十八春》：

　　张爱玲的“革命文学”

　　文\本刊特约撰稿 清秋子

　　左翼文艺界一向看重张爱玲

　　1949年的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

　　她的姑姑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张爱玲借这个近水楼台，常和姑姑一起去看电影。她见了熟人就点头微笑，但仍像过去那样不应酬、不抛头露面。

　　在这一时期，张爱玲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文艺”作品，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觉似乎不错，还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渐渐消散了，此时很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现在她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环境。说起来，她和上海的“左翼文艺”早就有一些瓜葛。

　　就她本人的趣味来讲，对左翼文艺并不欣赏，认为左翼的文艺观里有一种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可是，很多左翼文艺人士却对张爱玲一直相当看重。早在张爱玲成名之初，就有左翼人士劝告她不要急于在日伪统治时期发表作品，要珍惜名誉。上海解放后，掌了权的左翼文艺人士更是将她列入了争取的对象。

　　1949年6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就在此时，张爱玲的朋友、左翼作家柯灵，向夏衍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衍读后十分欣赏，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张爱玲化名“梁京”重出文坛

　　原先的上海滩，有很多无聊的市民小报。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见势头不对，纷纷自动关门。夏衍进城后觉得不妥，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他建议资深报人龚之方、唐大郎，要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起个示范作用。

　　当年7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就办起了一份《亦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沪上的文化名流纷纷向该报投稿。此时，龚、唐两人自然而然想到了曾和他们有过融洽合作的名作家张爱玲。

　　两位报人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也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

　　这个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最值得回味的还有———它还是张爱玲尝试写作的第一部“革命文学”作品。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十八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姐姐曼璐，询问妹妹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十八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

　　张爱玲的“革命小说”轰动上海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一，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照搬”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二，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三，这篇革命色彩极其浓厚的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考虑到1949年后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像、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过去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给了他们一个隐约可见的美好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套路，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新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当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大哭。

　　周作人获释后，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文章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衍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从这个势头看，张爱玲的新作，几乎重现了19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这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故事。1969年，张爱玲对它做了改造，抹去了原先“革命”的结局，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竟也引起岛上读者的热烈反响。

　　失败让她悟到“此路不通”

　　《十八春》连载还未结束，唐大郎就心痒难忍，急着向张爱玲索要下一部连载稿子。张爱玲很不适应这种边写边发表的方式，于是提出下一篇要写完了再发。到1951年10月初，张爱玲拿出了第二部小说稿《小艾》。

　　《小艾》是一部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又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个异数。

　　《十八春》的成功让她知道了：同情弱者是普遍的人性，苦情戏具有最广大的受众。因此《小艾》在悲情方面，又狠狠戳了一下人心。

　　小说写的是“旧社会”里一个身份低微的婢女。主人公小艾从小被卖给主人家，辛辛苦苦做到十几岁，不幸被主人家老爷强奸，怀了孕，后来又遭姨太太毒打而流产。所幸与一位排字工人结了婚，才得以脱离魔窟。小艾与丈夫苦苦挣扎，终于等来了好世道，翻身得解放。

　　这个小说，比《十八春》更为彻底，不仅具有强烈的左翼文艺色彩，而且与后来1960年代的“忆苦思甜”作品十分相似。

　　不过，张爱玲原来的创作大纲，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解放前夕，要搞一个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史诗出来。可是一路写下来，因为实在不熟悉底层人民，难度超过了她的想象，只好草草收场，勉强完成一个中篇了事。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但通过这次失败的尝试，她心里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这样下去的话，创作灵感势必会枯竭，于是她对于“革命文艺”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

　　当时联翩而来的政治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她本人虽未置于风口浪尖上，但对于愈来愈严峻的形势，肯定有相当的忧虑。这种“惘惘的威胁”，似乎与她一生都如影随形。

　　1952的7月，张爱玲只身远赴香港，准备去念完因抗战而中断的大学本科学业。

　　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永远的流浪。

　　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无人能够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