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反感说废话的人 坦言自己是一个强迫症

　　日前，廖一梅来到北京大学办讲座，只有三百多座位的阶梯教室挤了六七百名学生。面对一张张热情真诚的年轻面孔，廖一梅敞开心扉，畅谈“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创作始末和心路历程，并就爱情观和人生观与北大学子们展开深刻探讨。其中有关《柔软》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思考，也解开了很多人对这部题材独特的作品的不解与困惑。

　　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悲观主义三部曲”？

　　廖一梅：《恋爱的犀牛》是我十一年前写的，我现在其实不怎么敢去剧场再看这个戏了。因为我每次走到剧场里，都有一种特别奇异的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那些你年轻时候的气息、冲动、激情、任性，所有的一切居然在一个地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你自己可能都不再感受到它了，但是一走到《恋爱的犀牛》的剧场里，看到那些年轻的演员在台上用和十几年前一样的热情去说那些台词的时候，真的是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恋爱的犀牛》其实已经脱离开我的手跟更多的人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另外的生命，在跟所有的人交流。《琥珀》是2004年写的，2005年演出的，到现在也已经有五年了，基本上每年都会再演。最新的作品就是我去年写的、今年上演的《柔软》。这也是我写作最艰难的一出戏。

　　问：你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

　　廖一梅：我是一个特别反感说废话的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废话和无用的信息，如果我不是非说不可的话，我尽量保持沉默，所以我算是一个很低产的作家了，十一年才写了三出戏。也有别的戏、也有电影，但我独立创作的戏就这三部。它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切肤之痛，如果我不是疼得非说不可，我肯定不会叫出声来让大家听到的。

　　问：这些作品是不是都是你当时心态路程的展现？

　　廖一梅：是的，别的我不敢说，但我一直是一个诚实的作者。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技巧，也不是试图跟观众建立更多交流，然后取悦别人；它们都是我诚实的交代。我可能不是一个比别人更能解答问题的人，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比别人更困惑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强迫症，我坚持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一个寓言，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它一定会告诉你点儿什么。我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追问的状态。这些问题不是说我想放置它就能随便放置它，它们真的压得我不能畅快地呼吸，到这个程度，我才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心路历程，更确切的说法是，它们是我特别切身的疑惑、困惑、痛苦和问题。我用各种方式试图把它表达出来，以及我对遭受到的一切试图做出的反抗或者是反应，要确定自己在生命中的一种位置。这些戏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问：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对人生有着这样的态度，那么作为一个母亲，你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

　　廖一梅：我曾经一直不肯要小孩，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我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从一个你爱的人的角度，你试图保护他，然后希望他们免遭一些苦难，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的做法必然导致他在跟世界真正接触的时候，更加崩溃。释迦牟尼的故事正是如此，他曾是被保护得最好的王子，连生老病死都没有见过；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年轻漂亮健康的。但当他突然看到真实的一切时，他就完全崩溃了。所以我觉得直面是一个勇敢的态度，我会认为接受它，承受它，来培养自己更大的力量，是正确的做法。

　　记者印象

　　认识孟京辉廖一梅夫妇很多年，常常惊叹于廖一梅瘦弱的身躯下到底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可以写出那样极具穿透力的传世文字。她多年不变的短发和刻意挑染成耀眼红色的发梢，与其说是时尚，不如说是一种对俗世带有挑战性的姿态；她的眼角眉梢，总是流露着一种特立独行的高傲，并非刻意拒人于千里之外，但绝对令很多人产生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惧意。然而真正沉浸于她的作品，又会让人透过那份冷和酷，深深感受到一种洞察世事人情的悲悯宽容之情。

　　可惜，从古至今，相比起男性作家得到的关注和认可，女性作者的地位和贡献往往被低估或忽视。尤其作为一名当代的剧作家，文本自身的独立性和价值更是常常被淹没于导演和演员背后。更可悲的是，记者本人就曾无数次听到关于对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婚姻带有好奇心理的质疑：“他们俩在一起怎么过日子啊？”“他们俩是不是貌合神离啊？”“他们是不是已经离婚了？”“他们怎么教育孩子啊？”……人们似乎更容易认同那些为日常琐事忙碌和争吵的夫妻，而无法理解一对在精神领域高度契合的伴侣。

　　好在孟、廖二人完全不理会外界对于他们的种种猜测和评论，自得其乐的过着自己的日子，养着自己的孩子。也许在他们二十多年共同走过的生活里，也经历过不为人所了解的暗潮与低谷，但在记者多年的接触了解中，他们夫妇二人无论在人前人后，都始终给予对方高度的肯定和支持。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这无疑也让人对人性和爱感到欣慰和信心，并且深深感叹：一把利刃，最幸运的，并非是成为一把好刀，而是拥有一个始终不离不弃、紧紧相依的合适刀鞘。本报记者 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