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学大师杨绛先生：青松老人

　　青松老人

　　——贺文学大师杨绛先生

　　2010年7月17日是钱锺书夫人、翻译家杨绛的99岁生日，按照杨绛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当算杨绛100岁大寿。据杨绛退休前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透露，当天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另据从杨绛亲友处了解到的情况，杨绛的百岁大寿将悄然度过，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

　　本报特请杨绛的同事、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做画撰文来祝贺她。

　　杨绛先生一百岁了，虽然身体略显纤弱，听力有所退化，齐耳的头发灰白，但她仍然像一棵青松，耸立在山峰上，在阳光下闪动着一身碧绿，散发着大自然的醇香。

　　杨绛先生是位大文学家、大翻译家，是位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趋炎附势。她的寓所，仍然是水泥地板，从不装修，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也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青春的气息。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生于北京一位开明知识分子家中，兄弟姐妹多人。少年时代在上海读书。21岁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旋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随后游学于英、法。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回国。

　　杨绛本名杨季康。有一次我们好奇地问她笔名的来历，她逗趣地说: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成剧本《称心如意》，公演了，从此便出现了一个“杨绛”。

　　日本投降后，她一度在复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解放战争胜利后，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1962年，我调到社科院外文所，认识了杨先生。她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少发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新中国已经经受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她和钱锺书先生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钱先生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先生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高风亮节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位女性的伟大与刚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开始。钱杨二老受到各方面的拥戴，国内外各色人物纷纷来访，请求拨冗时间赐见。他们总是婉拒谢绝。他们知道已经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不愿再为浮名浪费光阴。他们无比珍惜余生从事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时间。

　　1994年，钱老患病割去一个肾脏，住院期间，杨绛先生守护在身边，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给我的信中写道:“锺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多么崇高的声音！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

　　钱杨二位先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关系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

　　不一般的作家

　　杨绛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戏剧。

　　1943年1月她写的喜剧《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份上海联谊剧团又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导演是黄佐临。1944年她又写成《弄真成假》，公开上演。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与李健吾老先生同游某处时，他兴致大发，对我说，他曾经演过戏，剧本是杨绛写的。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主角。我还记得他颇自豪地说，他为这个戏出过力。这事让我很意外。当时他谈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追记过这段事。不记得是谁让我写成文章，自以为很快就能发表。文章没有面世，手稿也没有保留下来。

　　除了剧本以外，杨绛先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甚至长篇小说。

　　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有根有据，如车夫、送煤工、保姆等普通老百姓，反映出来的是时代的大背景，及各种重大的事件。

　　杨先生写的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的小说和随笔，对我感触最深。

　　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杨先生说，她“洗了一个小盆澡”，一次通过，接着是“忠诚老实运动”，她把自己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党代表和她握了握手，说:“党信任你”。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为后来写作积累了一定的材料。

　　过了30多年，凭借自己的记忆和分析，她写成长篇小说《洗澡》。她写了建国前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小说像是没有结构没有主角，但给人留下一幅斑斓多彩的画面和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人深思。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先生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从此，杨先生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文革”爆发。从北京到外地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那年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

　　20年后，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详详细细地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这篇文章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种种遭遇，如同一场可怜又可悲的滑稽戏，同时勾绘出“红卫兵”、“造反派”等等组织成员中丑恶的嘴脸。她又告诉读者，当时随着造反大旗摇旗呐喊的人当中，有一些无奈者、被迫者。杨先生把他们视为“披着狼皮的绵羊”，表面凶狠，内心尚善。正是由于他们暗地的关照，使杨绛等“牛鬼蛇神”免于受到更大的折磨和伤害。

　　我常常想，新的一代青年人，应当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了解一下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场面，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应该是必读之一。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亲朋好友，如《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记杨必》等。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钱瑗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她的遭遇。

　　《我们仨》一书中包括三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和《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是一部关于父爱、母爱、子孝的奇书，是人生教科书，必读的书。它教导人应当如何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幸福、面对人生变化。杨老太太为我们留下了精神财富、爱的启迪和憧憬。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亲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下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

　　译界典范

　　杨老精通英法两国的文字，晚年又自学了西班牙文。杨先生译过一些英法西班牙文学作品。她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她又说:“但是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我们从她的声音中不难感受到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她是我国译界的一位典范。

　　杨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几十年，对这一行业体会尤深。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杨先生说:她本来不是一个翻译者，也没有学过翻译。“翻译是我的练习——练习翻译也练习写作。”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她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她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抗战胜利后，她翻译了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赏。

　　杨老到清华大学工作后，她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到了50年代，她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三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小癞子》原作出版于1554年或1553年，至今未能考订确切年份，更弄不清它的真正作者是何许人。因为小说中很多讽刺与幽默的成分，这是杨老所醉心的部分。400年后，1977年，杨绛将她喜欢的这部小说译成汉文出版。

　　这里想提一下，杨老对书名的改变，表明她对翻译的追求。《世界公民》中的人物BeaouTi　bbs　杨先生把它译作“铁大少”。《小癞子》原作书名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杨老想到:“《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花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指一切癞皮花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如按原文翻译书名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未免过于赘口。于是杨老把复杂的书名改译成《小癞子》，即不失原作书名的本意，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无疑是成功之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前夕，杨绛潜心翻译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吉尔·布拉斯》的作者阿阑·瑞内·勒萨日(1668—1747)是法国写实作家的先驱。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两个朝代的法国社会，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但并未批判社会制度的不良；作者嘲笑了教士，但并不反对宗教。译文发表后，杨绛请钱锺书为她校对一遍，钱老在译稿上划得满纸杠子，说:“我不懂。”杨绛从这句短短的评语中领悟到许多有关翻译的问题:如何才能把原文译好。她开始重译。

　　1956年1月《吉尔·布拉斯》这部47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式印成单行本，1962年杨先生又重新校订修改了一次。情节曲折惊险的故事，获得读者的喜爱，甚至获得好评，但她本人并不太欣赏这部小说。这部译作为她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邀她重译《堂吉诃德》。杨绛说:“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

　　杨绛找了五种英法译文版本，仔细比较，惊奇地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可信呢？”她要忠于原作，只能直接从原作翻译。

　　年近半百的杨先生开始自学西班牙文，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历程。她为自己规定每天的学习时间，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她认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

　　她说:西班牙文长句多，汉文如何处理这类长句，她进行了多方试译、探索与比较，最后确定:既忠实原文又兼顾汉文表达习惯的方式。

　　杨绛根据《堂吉诃德》原版本，翻译到相当部分时，“文革”开始，译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来译稿虽然被退还，但她觉得好像是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去。于是又从头译起。这是多么宏伟的一项工程啊！1976年底全书译毕。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老对自己的译文要求很严。1985年《堂吉诃德》译本已出版了三版，她还是不断校订，发现有些毛病，如:文字欠妥，辞意欠醒，印刷错误，还有翻译的疏漏等。

　　为了表彰杨先生在翻译西班牙经典文学的贡献，西班牙国王于1986年10月在驻华大使馆特向杨绛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老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个译本，她不无深情地说:“我常想参照一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旧译通体校订一遍。”九年后杨绛又校对了一次。她最后写了一篇有关翻译此书的文章，题名是《失败的经验》，后略作修改，又以《翻译的技巧》为题名重新发表。

　　她说到翻译的困难，“至少，这是一项苦差”。“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文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虽然不懂英法西语言，但也学习从事文学翻译。杨老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她关于文学翻译的论述是长年实践的宝贵结晶。

　　作为翻译家的杨绛感到遗憾的是没有翻译过英文小说，而英文是她第一外国语。

　　钱老和钱瑗逝世后，为了寄托无法倾泻的哀思，杨先生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被视为“天书”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一段《斐多》。

　　她知道这是一本非常难懂更是难译的书，她是为了“忘了我自己”而去干这一苦差事的。

　　我想起，几年前，她译了兰德的《暮年余热·献词》: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翻译工作使杨老的精神得到升华。有人称，杨老译的《斐多》是她的天鹅之歌。

　　杨老评画

　　杨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该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那时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是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

　　二老在一起的形象很上画。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二人合在一起。

　　“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被赶到河南信阳去走“五七”道路，听任军宣队摆布，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516”。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让他们真正研究学问。

　　政治运动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圈在干校院内的知识分子除有限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隔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起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516”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地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到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他们二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兴致所至，我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的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娇小的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满身人情味。朋友们传看，认为画中抓住了他们的特点。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我心中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文艺报》就载文批判过我的漫画，说我丑化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心有余悸。后来栾贵民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干校生活结束了，我们回到了北京。改革开放伊始，意识形态气氛有所宽松，我又给钱杨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像和漫画像。我知道钱杨二老喜欢幽默。我便将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玩赏。杨先生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你历次寄给我的画册和信和照片都收到，说不尽的感谢。我老想给你写信，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经常抱着满怀歉意。我该写的信有一大堆，干脆虫多不痒了。可是你这头大虫(我指信不指人！)这回又带了小虫子一同咬我，我只好抽空挠一下痒痒吧。”“画像何其芳的最好，其次俞平伯。我的比锺书的好，我和他两幅都偏向美化，绊住了你的神来之笔。可是你这位孝子顺从妈妈的话，我只能尊重你的孝顺，也尊重你妈妈的聪明——我在这里为她老人家祝福。”

　　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自从1950年我因漫画挨批以后，再不敢画漫画。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展，我学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画男人时，画得年轻一点；画女人时，画得漂亮一点。”她的话甚灵，每次按她的信条作画时往往博得被画人的肯定和赞美。这话传到钱杨二老耳中。有一天，栾贵民告诉我:“有人说:按你妈妈的话画下去，画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他没有指明“有人”是谁，但我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何人之口。这也正是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画而否定我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的话，我铭记在心。可惜长期的禁锢使我已放不开手脚了。

　　我还在钱先生书写的《仓颉》二字的纸头上补画成小品，并利用他试笔时留下的未写完的字作为草丛上飞舞的昆虫。我觉得小画还有些情趣，便把原画拍成照片，寄给杨先生，如杨先生愿意，可拿给钱先生看一看。我想这类趣事或许能给病中的老人带来些愉快。当时钱先生正在医院治疗。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寄给我一封信:“收到来信并附照片，已带往医院给锺书看。他十分欣赏你的两幅小画以及‘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捧读杨先生的来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祝钱先生早日康复。

　　关怀青年

　　2001年，90多岁的杨绛先生代表已故的钱先生和女儿钱瑗将稿费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作为“好读会”的奖学金。这是他们对青年人的爱护，还特别强调奖学金不要用钱老和她个人的名字。

　　杨先生说:“‘好读会’奖学金宗旨是扶贫。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升学很方便，可是贫困人家子女尽管好读书，也有能力读好书，想上高中、读大学还是很困难。‘好读会’奖学金就是要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杨绛先生帮助青年人，从不显山露水，总以默默无闻的姿态和不伤害对方自尊的形式来完成。在文学所电脑室工作的一位青年女工给我讲过她和同事去见钱杨二老的情况。有一天栾贵民派他们去钱杨家取校样。没有想到有机会受到钱杨二老的接见，并听到二老的对青年人一番关心备至的话。钱杨二老关心地问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们向钱杨二老抱怨说，电脑打字需要懂外语，外语难学，听力也差。可是杨先生循循善诱地告诫他们:“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一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游乐园。如果你们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不要因为自己在学外语的某一方面困难就放弃外语，这样就太可惜了。”杨先生略加思索，接着说:“我学习西班牙语，是没有老师教的。只要刻苦和努力就会学好的。”她亲切地笑了笑，他们明白，这是杨先生在鼓励他们。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杨先生年近五十时，自学西班牙文，重译了经典巨著《堂吉诃德》。

　　杨先生还关切地让他们多多注意身体。她说:“一个人好比是一棵大树，树的根本是树根，如果树根断了，那么大树也倒了。一个人的树根就是身体健康，如果身体很健康就能做很多事，但如果身体不好，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你们要注意把身体养好。”听了老人这番话，看到老人的身体，真有说不尽的感激。

　　再讲一个我亲自领授杨老对青年人的爱护、教导、提携和各种帮助的例子。

　　我有个侄女，在天津和朋友开过一个小书店。有一次她来到北京，讲述她们书店的情况，还拿出几张售书时的照片给我看。她说钱杨二老的书大受欢迎，甚至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有一天，我把这一情况作为趣闻讲给杨绛先生。没有想到几天后，她竟寄了不少钱老和她本人的著作给我，让我转给侄女。我知道，杨老是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在帮助开书店的侄女。

　　后来，我的侄女给我寄来一篇不知是否发表过的短文。她写道:“我曾经和几个喜欢书的朋友一起开办过一个小小的书店。书店靠近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附近，虽然很小，但很受欢迎，常有大学教授和莘莘学子光顾。他们认为我们小书店不媚俗，品位高，常常在书店里边观览边议论各类书和书的作者们。”

　　“议论中的一个题目是钱先生、杨先生和他们的作品。我们小书店顾客当中，有许多是钱杨二老的崇拜者。他们对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学识、作品和人格魅力都十分钦佩。二老的作品在我们的小小书店里总是供不应求，名副其实是畅销书。顾客在其它书店买不到的书，有时委托我们代购。我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认真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看到顾客高兴的表情，我们感到欣慰。有一位大学生说，他去了几家大书店没能买到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

　　“当时，《堂吉诃德》虽然有不同的译本，但杨绛先生译的那一版本却总是脱销。我们跑了几处发行所，甚至还到北京替那位大学生找过这部译作，没有想到也没有买到。”

　　“我知道我叔叔与杨绛同事，便请他有机会将我们小书店和我们读者对二老的敬爱转告他们。”

　　……

　　“几天以后，我接到叔叔的信，信中抄录了杨绛先生给他写的信中的几段话。那几句话涉及到为小书店题词的事。杨先生写道:‘我虽然饱见作者的虚荣，但有人读我的作品，我仍然很有虚荣感，把爱我作品的读者看作知友。’她接着说我们的小书店竟把她的书‘作为畅销书广为推销，我不知该怎么谢她才好！’谈到题词时，她风趣地写道:‘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不能写招牌。若为她写招牌，就不免自叫自卖之讥。我现在还是实在些，送几本签名的书给她的小店。我这里有的是书，都是样书，随她要什么(包括翻译)都行。’‘所以请你传话先代达我的谢忱，再请把她的芳名和地址给我。让我如此谢她好吗？如她不愿意，那么，等过些时，我有了精神，有了时间，再为她随便写几个字留念也行。’”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几捆书。打开包一看，原来是杨先生的赠予，是她亲手包扎起来的。杨先生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用秀丽的小字签署了姓名，细心钤上了红色名章。在钱先生的书上没有钱先生的签名，但有钱先生的印章。朱红的印迹上覆盖了一块小白纸，以防污染了别的页。我捧着带有作者签名或钤印的珍贵的书，深深感受到老人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人的慈爱与关怀，忍不住热泪潸然而下。后来，我从叔叔处得知，杨绛先生还几次来电话问及对她给的书是否满意，并说如果需要，她还可以再给一些。”

　　※※※※※不管命运如何摆布，让她经受何等心灵折磨，她从不沮丧。总是亲切待人，暖似春风。

　　杨绛的小说散文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杨绛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早已汇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之中，成为神州的瑰宝。

　　深信杨绛老先生更加长寿，创作继续丰收！

　　高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