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体现明清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

    作者：杨天波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请问这一制度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李世愉：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建立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是在羁縻治策上的发展，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控制和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而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善，更体现了明清统治者的“因地制宜”和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

　　在土司制度以前，西南的广大地区尽管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以云南为例，直到唐宋，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自元朝在云南设行省并建立土司制度，使各土司作为朝廷命官，均在行省的统辖之下，这就打破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国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局面。由于土司有守土之责，因此，对于地处边徼的土司来讲，他们的确起到了协助中央王朝防边的作用。同时，一些土司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征调中，也为抗倭、守边贡献了力量。可以说，土司制度的建立，在一个时期内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土司制度规定，各土司都要向朝廷进贡，交纳赋税，而且土司承袭，必“赴阙受职”，土司子弟还可以作为“土官生”进入国子监读书，这无疑加强了土司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另外，治道修路作为土司的一项职责，也为进一步扩大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总之，土司制度的建立，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和桥梁。随着边疆地区与内地沟通的加强，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向边疆地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的出现是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您能否谈谈建立土司制度的意义？

　　李世愉：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史上的大事，是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统治政策变化的重要标志。它们直接关系到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关系到西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因此，土司问题一直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土司制度存在了近八百年之久，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影响面非常广泛，特别是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习俗的影响，至今犹存。而土司制度中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至今仍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诸多学者、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都极为关注土司问题的研究、土司文化的挖掘乃至土司学的构建，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服务。近几年，有关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人物的研讨会相继召开，不同类型的土司博物馆、陈列馆纷纷筹建，专门的土司文化研究机构不断出现，这足以表明土司制度、土司现象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学术界对土司的研究似乎已从“绝学”逐渐成为“显学”， 那么土司制度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世愉：目前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且有渐成热点之趋势。国家社科基金今年批准了几项有关土司研究的课题，而国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也把土司研究列入重点，并对云南、广西等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有关土司问题的档案资料（如设治局档案）进行整理出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总体而言，这一研究还有许多薄弱环节，不仅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在推行土司制度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群体、土司人物、土司文物，以及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土民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治乱的关系、土司地区的社会结构等等，也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努力揭示土司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这对于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并为今天的区域民族自治提供历史借鉴是极其有益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